【同乡社团．三】同乡会早期认受性较高 串连海内外乡亲
人在北角，不难发现旧楼外墙布满各大小福建同乡会的招牌，挤迫的旧区容纳了数十个同乡会会址和夹杂几间庵堂，成了乡亲善信求神拜望的共同空间，承载着闽南人的信仰。究竟初衷为救济同乡、联结乡情的同乡社团，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在香港社会发出声音，表达同乡族群的共同诉求？香港同乡社团的前世今生，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承接上文︰中联办助力？ 同乡会增添政治统战功能
根据《社团条例》（第151章），截至2017年香港有305个同乡会；而按照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庄玉惜等，于2018年所著的学术论文《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客籍社团“再华化”研究》的统计，香港目前已有多达800个同乡会组织，它们由爱乡被升华至爱国组织，肩负着支持特区政府施政和建制阵营参选的政治功能，是中港政府的管治伙伴。在众多同乡会中，乡亲的身份认同主要以不同地域划分，例如广东、客家、福建、潮州等；若以祖籍与方言分类，本港同乡会可分为五大群体：广东帮、潮州帮、福建帮、海南帮及客家帮。
要细数同乡会的出现，要回溯至抗日战争之前。以主要聚居北角的福建帮为例，由于福建以海为邻，当地人很早便飘洋出海谋生，自1841年香港开埠后，已有福建人来港经商，但当时主要集中在上环，再经香港前往东南亚打工，以印尼、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居多；后来旅居香港经商的福建人愈来愈多，至1917年率先有闽籍乡亲创立“旅港福建商会”，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又有人创办“福建同乡会”，号召爱国乡亲募捐军需、支持前线，鼓励乡亲子弟从戎报国，不断向内地赈济会提供援款、物资，接济因战火受灾的难民，同时也为逃难来港的乡亲提供支援服务；历经多年战乱，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内地与境外社团的交往几乎陷于停顿，乡土情浓的福建同乡会索性开办香港至福州、厦门包机航班及“鼓浪屿”号客轮航线，组织商贸代表团参加广州交易会及返乡团回乡参观考察。
北角也从那时开始，聚集了不少移民来港的福建人，挤迫的旧区布满了大大小小数十个同乡会会址，当中以福建的社团为主，包括香港福建同乡会、香港晋江同乡会、香港福州社团联会等等。由于当时新来港的福建人言语不通，为了互相照应，他们大多数聚居在新都城大厦、侨冠大厦和美仑大厦等。时至今日，北角春秧街一带仍有不少福建店舖，也不时会听到附近的街坊讲福建话。满布福建同乡会，难怪坊间称北角为“爱国社区”、“深红地带”。
串连海内外乡亲 早期认受性较高
香港树仁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罗永生认为：“同乡会最大的存在价值是在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因为当时中国未与大部份东南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很多来到香港的内地新移民只能通过同乡会与海外亲人联络，去接济海外的亲人，或者接待他们的亲戚来港。”他指出，尽管当时同乡会不是官方机构，但无论是港英政府、东南亚国家，抑或是西方国家，甚至内地政府，都已经有一种默契，默许同乡会扮演“接济同乡”这一角色。
“例如，菲律宾华侨想回内地的话，要依靠同乡会投石问路、帮忙安排，才可以回到（内地）。因为他们没有门路，而且当时中国、港英政府也不会理会，只能靠同乡会。又例如，福建乡亲的物资转送及汇钱，也是靠同乡会，因为当时香港与内地的特殊关系，有通航、通邮。”罗永生说，当时同乡会在华人社会中拥有较高的认受性，因为它们能发挥联系海内外侨胞的作用，但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尤其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内地当局逐渐参与国际事务，并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也就不需要通过香港的同乡会作中转，同乡会的重要角色亦慢慢被取代了，一度变成只是“联谊乡亲”、“凝聚新来港者”的团体。
那时的同乡会，主要通过建义冢、组织春秋公祭、安葬同乡等形式联络家乡，并建立感情基础。随着社团不断发展，功能也逐渐多样化，惟其服务对象与服务范围始终围绕着以地缘为纽带的同乡人士。同乡会的宗旨多数是“敦睦乡谊”，致力为乡亲提供实际援助和精神支援，例如排忧解难、职业介绍、金钱接济、发放帛金、举办银会、互通行情等。稍具规模的同乡会还会举办义学、赠医施药等。除此，同乡会还有买下物业作为会址，提供一个让人感受故乡温情、保护故乡传统的场所，精神上支援这些漂泊他乡的人士。
上文节录自第175期《香港01》周报（2019年8月12日）《从联结乡情到政治动员 看香港同乡社团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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