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剧场．三】台湾学成归来 他们盼改变业界生态

2013年，杨彬在台湾艺术大学毕业前，收到晓角总监许国权（人称大鸟）的电话，问他愿不愿意帮忙，接手剧团的行政工作。他本来想留在台湾，看看当地的剧场生态，体验几年，但突如其来的邀约，让他改变了心意。此后几年，他经历了澳门剧场如过山车般的变化，剧团从一年两个节目，增加到八个节目，文化局长转换，又从八个节目变回两个节目，生活起伏不定。此为“澳门剧场”系列之三。

2014年，演艺学院有意聘请他为全职老师，待遇跟公务员一样，月薪37,000元，加上津贴，是人人欣羡的绝世好工，但杨彬想都不想便拒绝了。“如果我在演艺学院做老师，我很清楚我没有时间排戏，但排戏对我很重要，因为我是一个演员，经验的累积很重要。”全职老师要带数班学生，一带便是几年起跳，消耗的不只是精力，更是他的经历。演员是一个需要不断观察生活的工作，没有历练，难以演活角色，“2013年回来教他们，我大学学的东西是足以应付的，但带着他们，我觉得过不了自己，教学不应该是这样的，我应该好好用我的经验去说服学生。”如果父母知道他推掉这份笋工，大概会打死他。

义无反顾，只因心中有一个信念。“我很希望这个行业可以发展得好一点，或大家的生活状态可以好一点。”在台湾读书时，他看到很多不曾在澳门看过的作品，小众的，商业的，实验性的，传统的，戏剧可以与生活紧扣，折射的是台湾人的有容乃大。他大量阅读，疯狂排戏，即便要出钱出力，也甘之如饴，而得到的回馈是，每个作品至少都可以做十场，从生疏到入戏，从抽离到与观众互动，他感受到剧场的感染力。这种生态在澳门几乎不曾出现过，三个月排一出戏，一个星期合成，一个周末的演出，演员在速战速决，在争分夺秒中为作品划上句号。

晓角每年向文化局申请资助，过去一般获批两、三个项目，但在杨彬回来那几年，制作量突然大升。4月底公布资助金额后，团员急忙筹备演出，到第一个作品公演，已是6月，他们要赶在年底前消化所有资助，“真系好chur。”在香港做一个制作，台前幕后连前期准备工作，约需80万元，但澳门的制作一般只批20万元。这时他便要找赞助，向其他政府部门及社福机构叩门，或将画图、制作、管理服装等岗位合并。而作为演员，演出一个接一个，没有空间思考，不利个人成长。

他说，这里的机会多到难以消化，但未必是一件好事。“大家都很疲倦，会谂我到底在做些什么，会不断天人交战。”

常为生活奔波　难免影响创作

自由身演员袁一豪也有类似的想法。

他在中学时期参加剧社及比赛，毕业后报考香港演艺学院、台湾艺术大学的戏剧系，全都失败，只获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戏剧学系录取。他不曾接触过戏曲，但戏曲作为表演艺术其中一种类型，他认为可以了解一下。“我觉得很有趣，传统戏曲与现代戏剧的关系，对于表演者的训练、表演状态等，两者原来有紧密的连结。”大学二年级，他转读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专攻京剧。

在未读大学之前，他曾接受过不同的戏剧训练，有西方的，有美国的，但这些训练让他有距离感，“我跟他们（西方人）的体格不一样，许多在这个体格前提下的训练都不太适合亚洲人，语言、呼吸习惯都不一样。当将他们的训练系统转移到自己身上时，我觉得不太对。”他说，戏曲看起来与现代剧场差异很大，但在训练上，许多元素都贴合东方人的特质，譬如声音、身体节奏等。

主攻武丑的他，在短短四年恶补戏曲知识，透过模仿、练习，慢慢跟上同学的节奏，学了《三岔口》、《摇钱树》、《孙悟空》等剧目。台湾有一个主打新派京剧的国光剧团，但澳门是连京剧演出都少之又少，“我大概是唯一一个学京剧的澳门人吧。”他指着自己笑道。

比起参与传统京剧演出，他说自己的兴趣在于京剧与现代剧场的融合，这几年，他亦在做尝试，譬如加入台湾野孩子肢体剧场，将京剧、默剧、话剧共冶一炉，提炼出丰富的视觉效果。而澳门导演也喜爱找他合作，在剧场中加入戏曲元素。今年3月，滚动傀儡另类剧场改编鲁迅作品《药》，袁一豪在演出中加入戏曲动作、唱腔、念白，诠释道士卖血馒头一幕。“一般人睇京剧有时会睇唔明，我尝试将它转化成显浅的元素，强化某些象征。观众也想要创新，他们的阅读方法不一样了，用两三个小时来阅读一部经典作品会觉得闷，以创新、贴地的方法呈现议题，接受度会更高。”

作为自由身演员，他现在的生活是，早上到学校巡演，下午排戏，晚上排另一出戏，中间不断开会，“好分心，但要一直做才能维持生计。”不投资不买楼的话，收入尚能养活自己。排一个作品需时约两个月，演出的收入仅是正常文员的月薪，在排戏的过程中，演员须接一些零碎的工作，难免分心。“排完一出戏，没有时间消化便要去排另一出戏，有时甚至同时排两出戏，对一个表演者或创作者的发展很不好。”

不欲一团独大　彼此都想更好

近年，许多澳门年轻人选择到台湾修读戏剧，台湾剧坛俨如澳门新一代剧场人的摇篮。这与政府的资助有关，更大的原因在于台湾的剧场环境多元，充满活力，令年轻人向往。“我想去远一点的地方看一看，香港很近也很贵，在台湾，一年只需两万多（港元）学费，生活支出也少。”求学期间，杨彬读大量杂书，看舞蹈看展览，这些古灵精怪的作品带给他全新的感受，或许未必有商业价值，却让人大开眼界。毕业时，他想过留下来，最终找上他的却是澳门的剧团，似是冥冥中注定。

袁一豪的想法是，趁着青春走多一步，无论是为自己，还是行业。“如果想舒服一点，当然可以不做，但剧场生态是需要培养的，不能说累了便不做，这样的消极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不开始发展，没有人知道剧场，那剧场终会消失。”

他说，澳门没有小圈子，大家每次拿到资源，都不顾一切做最想做的事情。澳门也少有派系之争，剧场工作者有着不同的学院背景，学生从台湾、香港、新加坡、内地、德国、法国、英国归来，彼此对不同体系的接纳度很高，“我们想一起去建立生态，而不是一团独大，大家都想生态变得更好。”

剧场大爆发　反带来隐忧

与杨彬及袁一豪两位年轻人不一样，黄栢豪对当下戏剧生态的转变不太乐观。黄栢豪在中学时期接触戏剧，大学考到香港演艺学院，碍于经济原因，留在澳门读电机，闲时到学校带话剧组、演戏。“澳门就是这样，参加业余剧社，有前辈带着你、教你，学了一点东西，又去教后生仔。”毕业后，他演戏、教书，储够钱便到台北进修表演，是第一代到台湾读戏剧的澳门人。

近年，年轻人纷纷朝学院、专业化方向发展。“澳门过去一直都由业余剧社撑起业界，近十年才有小小转变，作为经历过这两个时期的人，会思考这种专业化是不是好事。”他若有所思地说。

新人涌现，为沉寂的行业带来火花，但“这段时间产生的东西不是最好的，提升了量，但在质方面不太稳定。”他笑指，以前的人有一股饿气，可能一年只有一两个演出，所以每次参与都会抱着很大的热情。四五年前文化局加大资助，演出量攀升，新剧团涌现，他跟杨彬和袁一豪有相同的疑问：“你会问自己到底是否还爱戏剧？你会否丧失了原本做戏的状态？”他续指，一个地方原本很穷，突然变得很有钱，这些钱就会用在很奇怪的地方。“剧场大爆发，对生态是否好呢，真的可圈可点。”

作为在行内打滚多年的演员，他早已过了疯狂接演出的阶段，他希望政府可以从根本上提升文化的价值。“澳门总是这样，大家只知道钱，其他都不知道，但这不仅是文化政策问题，是整个政府都认为钱可以解决问题，没有任何思考。现在最大问题是，文化绝对比不上医疗、教育，文化仅仅是你吃饱了才会做，不能跟教育、医疗、社福相比，所以一日未去到这个级别，它的价值都不会被释放出来。”这大概不只是澳门的问题，整个华文圈都有同样的迷思。

中生代舞者洪振宇在澳门打滚多年后，决定以街舞为起点，慢慢发展现当代舞蹈。他的故事如下：【澳门剧场．四】为了推广现当代舞蹈　他开设了一间街舞教室

上文节录自第171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15日）《澳门剧场：伺机蜕变》专题报道中的《推手寻道求变 用汗水撑起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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