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风波】“不上市”与“非国企” 解答华为两个为什么
可能从来没有一家企业像华为这样，如此直接的站在中美两大国争锋的第一线。诸多的猜测围绕于这个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5G技术的中国企业周边。对于华为，外界从未消停的两个揣测是“华为为什么不上市？”“华为为什么不是中国国企？”读懂华为的这两个“为什么”，就能够读懂华为这家特殊的中国企业的目标和使命。撰文：安震、佑安
“除了不让资本进来，其他什么都可以讨论。”这是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上周二（5月21日）接受媒体群访，正面回应公司股权结构问题时的表态。
华为自1987年创立以来，一直显得十分神秘，三十一年间，任正非接受媒体采访的次数不超过十次，但这种状态在中美贸易战爆发后被打破。去年12月1日，任正非女儿、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加拿大警方拘留；今年5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华为列入出口管制名单；紧随其后，包括Google、英特尔（Intel）、高通（Qualcomm）在内的多家美国公司宣布终止与华为的合作。
这一系列突发情况让华为面临的处境风声鹤唳。任正非在这样的局面下，一改往日低调的姿态，密集接受中外媒体采访，这让外界有了更多了解华为的机会，关于公司不上市的问题，任正非也给出了最明确的回答。
“我们钱多” 拒绝资本
在任正非看来，华为不上市，拒绝资本的首要原因在于其资金充裕。能让公司完成首次公开招股（IPO），对于大多数创业者而言是值得奋斗终生的目标之一。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型企业，都是通过发行股票上市进行资本运作。上市的好处显而易见——融资便利，不单单是股票募集的资金，后续还可以通过定向增发、股权质押、公开市场买卖股票等多种手段补充现金流，扩大公司规模。
但为了融资而上市，这样的理由在华为面前显得不值一提，因为华为并不缺钱。此次接受中外媒体采访时，任正非直率地说：“我们钱多。”华为公布的财务报告显示，华为去年的销售收入高达7,212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19.5%；经营活动现金流747亿元；净利润593亿元，同比大增25.1%。这个净利润水平比中国三大赴美上市的互联网巨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音乐的净利润之和还要多。既然比上市公司都有钱，那又何必费尽心思上市呢？
凡事都有两面性，上市亦是如此。上市公司想要通过资本市场降低融资成本，自然要接受资本市场规则的约束。成为上市企业，资讯披露和财务公开必不可少，这虽然增加了企业透明度，但会造成公司管理成本增加，组织架构复杂化，内部流程冗长。
任正非在采访中表示，希望华为未来“机构没那么臃肿，没有过多的管理层级，没有那么多会议和低效劳动”。上市显然无助于任正非的管理目标——得到一支干练、有战斗力的队伍。
避赚钱“魔咒” 专注研发
除了“不需要”，从股权架构来看，华为也“不可能”上市。高科技行业竞争激烈，人员要素是保持竞争力的核心。为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华为设计了一套完整的员工持股计划，这使得华为成为一家100%由员工持股的民营企业。截至去年底，通过员工持股计划，共有96,768人持有华为的内部股份。
按照中国《证券法》规定，上市公司股东数不得超过200人。华为目前形成如此分散的股权结构，一旦启动上市计划，绝大多数员工手中的股份会被收回。一方面，让近10万股东达成一致绝非易事；另一方面，大批员工退出持股，势必会影响公司原有的稳定局面，进一步影响华为的研发和生产经营。
第三，资本市场都是贪婪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上市成就了华为的成功。从投资方的角度来看，不论最终上市与否，就算是不干预公司经营的战略投资者，其最基本要求是“投资回报”。任正非表示：“我们不需要资本进来，资本贪婪的本性会破坏我们理想的实现。”一旦上市，在股东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如何在最短时间赚最多的钱，成为公司和职业经理人追求的目标。而华为的“理想”显然止于“赚钱”，从其财报资料可以看到，华为每年坚持将至少10%的销售收入投入研发，去年便在研发上投入了1,015亿元，而在华为18万员工中，约有45%的人员从事研发工作。
已经在A股上市的中兴公司曾是华为的竞争对手，但中兴面临的情况似乎可以反证任正非拒绝上市的原因。2015年至2017年，中兴公司研发投入增长缓慢，三年投入分别为122.01亿元、127.61亿元、129.62亿元，研发投入平均增速不足5%；研发人员也逐年减少，三年间从31,703人下降至28,942人。相比之下，同期华为研发投入年均增速超过15%。巨大的研发投入让这两家原本体量相当的公司差距愈来愈大。从营收数据来看，中兴已不到华为两成。
对于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而言，上市未免显得有些“世俗”。面对各种各样的公司上市传言，任正非的回应简短有力：“不要相信传言，永远没有资本进来，这是我们公司高层所有人一致达成的意见。我们为理想而奋斗，不为金钱而奋斗。”
“全民持股” 西方看不懂
“国企”的身份是西方长久以来围绕华为企业性质最为严重的政治指控，也是西方人看不懂华为股权架构和企业特质的赤裸裸展现。
如前文所言，华为与中国和西方大多数企业相比，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家“全民持股”的企业。华为的股权架构让大多数员工参与公司治理，就连创始人任正非也只拥有1.4%的股份。华为既不像一些民企，股权在少数的管理层手中，也不是上市企业，更不像中国国企，由中国政府掌控。
“华为究竟是什么”是困扰西方经济学家和政客的大问题。因为看不懂华为的股权和任正非的理想，同时又看到华为在5G和芯片等高科技领域攻城掠地，让西方企业节节败退。因此这些经济学家和政客们就得出了源于他们意识形态的政治判断——华为是一家中国国企，因为有中国政府的注资和政策扶持，所以它才能这么强大。
不久之前，由两名西方学者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华为工会的决策层并非由员工决定，恰恰相反，工会的层级结构能够一层层追溯到中华全国总工会，而这个组织是由中国政府控制的。这个报告还表示，目前的公开资料尚不足以完全说明该公司的真正所有者是谁，但种种间接证据都指向中国政府。
很遗憾，这种认为华为是国企的推测和报告，都是用来掩饰他们自己无能的借口托词。将华为工会层级一层层追述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就认为华为是由中国政府控制，漏洞有二。
其一，自相矛盾，该报告一方面认为因为中国政府掌控工会，工会掌控华为，就认为华为是国企；另一方面则认为华为的控制权不在华为员工。
其二，这种通过一个“工会”就认为华为是国企的逻辑判断，是典型的“不熟悉中国的幼稚病”，和认为一个学生做过共青团员就是中共间谍的逻辑一脉相承。
“让利于民”与“中央决策”
华为之所以给予员工股权，但却让真正的管理权收归在华为的管理层乃至任正非，是因为华为清楚，他们要给予员工真正的财富，让利于民。但是，事关华为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却不能完全交给近十万名股东共同决策，而是需要少数精英的“中央决策”。这是中国传统政治观、民众观、贫富观的具体展现——让利于民，藏富于民，但一个国家、企业的命运，却需要“民主集中制”。
可以说，华为是一家真正的中国特色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这和中国改革开放时期诞生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十分相似。它是“公民所有制”而非“国家所有制”，与中国国企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种企业形式在中国及西方﹐尤其是北欧国家都曾存在，例如瑞典力图从所有制方面解决公平问题，搞“基金社会主义”——“雇员投资基金制度”，试图将企业的利润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工人集体。
华为的“两个为什么”，背后能够看到任正非和这家中国企业在企业文化和基因中的与众不同，充满理想主义和使命感。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当面对美国这样个庞大对手接二连三的重击，华为仍然可以战而不倒的原因。
上文刊载于第164期《香港01》周报（2019年5月27日）《“不上市”与“非国企” 解答华为两个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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