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城市】地铁典范的一体两面：台北捷运的文明与哀愁（二）

上一篇，我们可见台北捷运从“舆论厌恶”进化成“台北的骄傲”。然而，台北捷运这段文明表现的日子，也逐渐僵化了来往乘客的思维，故时常看见传统道德、文明规训，以及人性需求在捷运车站乃至车厢上，互相碰撞，产生激烈的火花。

台北捷运启用初期，台湾官方与民众达成扶手电梯“靠右站”的默契，让赶时间的旅客能使用左侧通道。但就在2004年12月31日，跨年夜人潮汹涌之际的一起“掀头皮”事件，造成五人受伤，让台北捷运不敢再鼓励民众于扶手电梯行走，并全面降低电梯速度。而有趣的是，动静分流的“奇景”并未就此从台北捷运消失，甚至在15年后的现今，仍然是台北捷运的日常。

对于支持“站好站满”的人来说，理由似乎再充分不过。除了安全疑虑，日本扶手电梯协会也指出，大部分乘客站立于同一边，容易造成扶手电梯负担不平衡，导致维修成本提高。

此外，作为影响了无数地铁文化的“元老”，英国也有单位进行研究后发现，在扶手电梯较长的状况下，由于走动的意愿低落，双边站立的人流运输量比单边提高了28%。

但即便有了权威与科学的背书，对于大多数台北捷运使用者来说，影响他们是否决定靠边站的，显然并非时间和金钱考量。

对此，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教授王志弘认为，排队之于台湾人所意味的公共生活秩序、效率及文明素养等意涵，可以往前追溯到日本殖民时期的现代性形成。也因此，他认为：

在捷运站的扶手电梯排队，是做为文明化的表征和隐喻，更逐渐成了都会人用来对照城市与乡村、本地与异地、先进与落后的想像依据。

从诸多关于台北捷运的讨论里，我们不难找到这项观点的证据。在台北捷运20周年的专题报道中，台媒《东森新闻》引述新加坡华裔作家沈宁之语，描述了台北捷运独特性：“台北人虽然匆忙，却晓得礼让，颇有君子风。即使在捷运车站里，人满为患，却似乎并不喧闹。”；“站内上下自动扶梯，所有乘客都自觉站在右侧，空出左半边，让赶路人走。”

然而，倘若我们将视线转向台北其他公共场域如商场百货，仍然会看到使用者错落分布在扶手电梯上的景象，似乎暗示：台北捷运扶手电梯上“不越雷池一步”的社会约束力，是具有高度文明与某种地域性。

如此差异，一定程度地说明了台北人将捷运视为文化橱窗，展示给他者看的表现性质，以及捷运作为日常公共运输系统，却长期负担著“被观看”的无形压力。

“坐、立”难安的台北捷运

除了怎么站，困扰著台北捷运使用者的，还有怎么坐的问题。面对每个车厢里至少四席的“博爱座”（关爱座），“老弱妇孺”是这项设置明文服务的对象，对应上拐杖、辅助器、怀孕和幼子的图像，宣导标志具体限制了人们对于“需求”的想像。

这不仅使得其他需求的人无法“对号入座”，也将弱势的标签贴在了“正确”的使用者身上，让关爱座俨然成了台北捷运里一头父子都不敢骑的驴。

总结来说，台北捷运从禁止饮食、先下后上，到紧握扶手、站稳踏阶，台北捷运为台湾和各国旅客提供了干净、准时、有序的大众运输系统。

即使今年23岁的它，没有革命与战争的历史包袱，却似乎也尚未发展出属于自己的轮廓。它是现代都市应有的模样，它是台北捷运，是台湾人表演文明的舞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