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 · 管治】我们需要怎样的公仆?

撰文: 黄云娜 林嘉淇 陈澔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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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首份《施政报告》中建议,成立一所全新的公务员学院。林太锐意改善公务员不足,固然值得肯定,但她有否真正认识本港官僚问题、能否借鉴星洲打造管治人才的精髓所在,最终培训出怎样的市民公仆,仍要拭目以待。

政务官出身的林郑月娥晋身为行政长官,必须更深入地认清官僚主义的弊端。(余俊亮摄)

林郑月娥8月初访问新加坡期间,曾参观当地的公共服务学院,表示有意效法当地政府,于短期内成立类似的公务员学院,提升本港17万公务员的领导才能、与市民互动、及创新科技应用技巧,令他们与时并进。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智光稍后会到新加坡“取经”,另有政圈风声指,该学院由前行会成员胡红玉负责筹划。

其实,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前特首梁振英,五年前已率先提出要参考北京国家行政学院模式,成立“行政学院”,惟最终因找不到合适地点胎死腹中。公务员出身的林郑如今亦锐意改善公务员不足,固然值得肯定,但就她提及之培训目的所见,似乎并未深入认识港府行政官僚的问题,因为当下公务员最急需纠正的,是懒政、疏忽及不作为的“打工心态”。

“香港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公务员。”这是末代港督彭定康在任时的口头禅,也是当时大部分香港人的集体回忆,并以公务员的高效、廉洁、专业及中立为荣。然而,回归20年,港人对特区政府的施政满意度每况愈下,随之对公共行政的批评亦不绝于耳,甚至认为原本行之有效、职责分明、专业达标、按章办事的“官僚制”,已经沦为但求敷衍交差、充斥繁文缛节、不知民间疾苦的“官僚主义”,失去了服务香港、服务市民的使命与承担。

香港公务员队伍昔日以高效、廉洁、中立著称,但近年却被批评充斥官僚主义。(江智骞摄)

例如申诉专员公署及审计报告就经常指出,政府部门推卸责任、敷衍失职。以过去五年为例,申诉专员公署合共接获1.2万宗投诉政府部门个案,当中约一半需要处理;据上年度的全面调查发现,当局监管不力个案最多,占逾四分之一即26%,延误或没有采取行动的也有21%,另有19%属出错、意见或决定错误。多份审计报告当中,亦不乏对政府部门疏忽及懒政怠工的批评,“各自为政、欠缺承担”等负面评语多不胜数,足可见港府不擅施政、部门不善行政的弊病。

公仆沦服侍政权

根据公署2016/2017年度年报,食物环境卫生署(476宗)、房屋署(456宗)、屋宇署(216宗)、地政总署(207宗)、运输署(171宗)、康乐及文化事务署(133宗)、社会福利署(91宗)、水务署(73宗)、邮政署(66宗)及入境事务处(65宗),是接获最多市民投诉的十大政府部门;然而,讽刺的是,当中的食卫署(9,884人)、康文署(9,038人)、房屋署(8,669人)、入境处(7,204人)及邮政署(5,162),都是公务员最多的政府部门之一。

向来人才鼎盛、以高效著称的公务员,何以变成这为人诟病的样子?“杏林觉醒”成员公立医院医生黄任匡,去年就曾撰文提到,不知由何时开始,香港公务员的英文缩写,已经由为人熟悉的CS(Civil Servant,服务公民的侍者),变成公务员自称的GS(Government Servant,服侍政府的奴仆);他批评,若公务员都抱着“服侍政权”而非“服务公民”的心态工作,就往往需要在“服从命令”和“社会公益”之间作取舍,这无疑是非常危险的事。

申诉专员刘燕卿(资料图片/林若勤摄)

公务员是特区政府的主要组成部分,无论是行政长官,抑或任何政治任命司局部门,倘若得不到公务员配合与支持,管治及施政必然举步维艰;但与此同时,公务员亦受特区政府决策高层有关公共行政策略及方针所影响,他们为达到某种行政绩效,或会过分强调层级约制、成本效益,及专业分工,变相导致公务员衍生出“各自为政”、“少做少错、不做不错”、“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打工哲学。

部门分权或反碍效率

据专门研究香港政治行政体制的学者黄湛利所撰《新公共管理与港澳公共行政》一书,港府的公共行政具备受顾客驱使、被效率驱动、以结果导向、分权化及民营化等特色。以受顾客驱使为例,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而特区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亦是“以客为本”。

不过,政府的“客源”众多,各个部门往往要平衡不同持份者的利益,包括地产商、专业压力团体、政党人士等等,而“市民”在很多情况下,都非他们的首要服务对象,对于负责执行政策的公务员而言,自然亦难以“服务市民”为己任。

在分权化方面,以“综合发展区(CDA)”的发展程序为例,任何有关发展必先获得城市规划委员会许可,但主管审批所有发展项目的规划署、地政总署及屋宇署,其审批范围均有所重叠,但各自的审批标准及技术定义却未必一致,在审批的过程中,又不时要征询相关政府部门的意见,在无穷的“请示”和“沟通”中,往往拖延了审批程序。

我们期望,林郑月娥从公务员转为特区首长的过程中,吸取前朝的各种教训,建立更宏大的香港愿景。(卢翊铭摄)

又例如被效率驱动及以结果导向方面,港府不时把“成本效益”挂在嘴边,不敢大刀阔斧地改善民生。难免令人质疑,其究竟有否把“市民福祉”放在首位?港府已经超过13年有财政盈余,现时财政储备接近一万亿元,然而,大多数市民并未能共享政府丰厚储备带来的好处,当公共事业开支紧随本港GDP的增长,由1997/1998年度的2,483亿元,增加至2017/2018年度的5,318亿元时,房屋这项最为市民关注的开支比率,却由12.9%跌至6.8%,市民望楼兴叹时又怎能不埋怨政府。

林郑月娥须建宏大治港愿景

公务员出身的林郑月娥为官36年,对于行政官僚的掣肘,绝不可能毫不知情。她今年竞选特首的政纲当中,就提出“简政放权”的改革,表明她将检视行政程序、订立更清晰的工作目标及行事指引,为公务员减轻工作压力;至她7月上任后首个工作天,她又致函全体公务员,重申她将提出行政改革,以改良制度、提高施政效率、令公务员安心在不同岗位各展所长。

问题是,由“政务官”至“政治任命官员”,再到特区之首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身份转变的同时,其角色意念是否应该也有从“政策制定者、执行者”到“香港管理者、领导者”的改变?我们期望,林太可以汲取前特首董建华的“商人治港”、曾荫权的“AO治港”、以及梁振英的“专业人士治港”等各种教训,从更高层次打破治港思维的各种迷思,去构想更宏大的香港愿景。

上文节录自第81期《香港01》周报(2017年10月9日)〈我们需要怎样的公仆?〉,相关文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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