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请让普罗大众与你同行 ——致林郑月娥公开信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台鉴：
透过传媒对外放风逾半个月，阁下首份施政报告终于出炉，看着那延续你竞选风格的蓝色和“同行”口号，想起你当选特首时对解决民生的踌躇满志。
此前，厌倦政治斗争、不忍社会再撕裂的香港人，确实期望你的施政新风，劳福线记者赞你有关心弱势的情怀，房屋线前辈信你有为基层安居的决心，政治线行家说你有显示自己并非“梁振英2.0”的善意；然而，这份史上最长的施政报告，洋洋4.9万字，有251项新措施，涉款最少达881亿元，虽可见你正努力兑现竞选承诺，但也令不少人失落，不但没有了标准工时、全民退保、重启政改，连你最看重的置业主导房屋政策，亦被指脱离社会现实，引起最大争议。
谢谢你有心要让香港变得更美好，但这“头痛医头”的施政报告，似乎未能为大多数港人描绘出更长远宏大而令人憧憬的蓝图；谢谢你邀请港人“一起同行”、“拥抱希望”、“分享快乐”，可惜的是，现阶段能跟得上你步伐、可预见光明前景、会感到开心幸福的，显然不是营营役役、为口奔驰、只有“生存”而没有“生活”的普罗大众；谢谢你每天工作17小时、连日马不停蹄向公众解释施政理念，但始终未能厘清以下各种矛盾和迷思，还望你在收获掌声的同时，亦请放下身段聆听意见，为港人缔造更多与你同行的机会。
你说要照顾各阶层住屋所需却未能急最有迫切需要的基层所急
民生问题看似千头万绪，而今天香港最根本最迫切的是房屋问题：私楼售价指数升至339点，住户供款入息比率达67%，公屋轮候册申请破27.78万宗，另有20万人蜗居极不适切的㓥房；根据港大民意研究计划在施政报告前夕的期望调查，有94%受访者认为，政府最需要处理房屋问题。
犹记得你多次强调自己出身基层，年幼时一家七口与另外数伙人蜗居湾仔板间房，平时要屈在床上做功课之余，能获热水洗澡也觉得是恩赐，这些成长经历理应令你比其他官员更“贴地”、更能体会基层辛酸；就在大家翘首以盼你会大刀阔斧觅地建屋之际，你提出以置业为主导的房屋政策，既推出“港人首次置业先导计划”，又主张“绿置居”和“白居二”等资助房屋恒常化，以取代部分出租公屋供应及加快居屋流转，从而提升目前仅48.7%的自置居所比率。
这政策公布后，等待入市的中产自然大表欢迎，有能力的绿表富户也摩拳擦掌，中等收入的白表小资亦跃跃欲试。然而，那将近28万户正在苦候出租公屋的基层家庭，却像是被你不闻不问地晾在一边，仍然要无止境地等公屋再起多一会儿。
尽管你多次强调，原则上这并没有减少也没有增加公屋供应量，你又说这是要照顾各阶层所需、回应市民强烈诉求、重燃不同收入人士的置业希望，但所谓“事有先后，用有缓急”，你不但未能急最有迫切需要的基层所急，反而在未来五年公屋建屋量维持9.45万个、远低于《长远房屋策略》所订定14万个的情况下，以“损不足而补不足”的方式拨出公屋单位去满足置业需求，这难免令人质疑你重中产而轻基层，甚至把“有居者”和“无居者”作“阶级分等”，令草根阶层蒙受更多不必要的社会歧视。
你说房屋非商品却进一步把房屋推向商品化
根据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安全、和平、有尊严地居住某处的权利”，而政府的功能，就是保障人民的生存和生活，包括为大家提供适切居所。因此，我们十分乐见你提出“房屋不是商品”的说法，毕竟港府过去多年经常把“安居”、“置业”与“致富”混为一谈，令“房屋”在很大程度上沦为炒卖工具。
然而，令人大失所望的是，你不但未有任何“房屋去商品化”的措施，例如租务管制、房产空置税、累进差饷、减少卖地增建公屋等等，反而以置业主导房屋政策，等同制造更多供市民买楼的机会，令他们更热中购买房屋这种“商品”，诚如影子长策会成员陈绍铭所言，这使更多人加入赌局——一个进入后就不想楼市下跌、令楼价和租金继续居高不下、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赌局。
你在记者会上提到，市民若能拥有自己的房屋，对社会的稳定是很好的基础，然而，这正正令你跌入鼓吹“房屋就是商品”的迷思。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李健正教授所撰《香港房屋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一文指出，房屋作为“交换商品”有两种特质，其一是为住户提供居所的“使用价值”，其二是可以长久保存、具备升值潜能的“交换价值”，而过去多年的楼市失衡，就是源于港府为了减少公共住房的资源投放、尽量鼓励市民自置物业，导致楼市往往强调房屋的“交换价值”多于其“使用价值”，造成疯狂炒楼乱象。
加上政府依赖土地买卖收益和地产业界对本港经济之影响，房屋的“交换价值”基本上已经涵盖了社会上流各阶层的利益，以致有大部分中产阶级，动辄就把物业价值的增降，视之为政府管治优劣的另类指标，令政府一直被他们的置业需求牵着鼻子走。在此情况下，你更需认清当前房屋的“交换价值”大幅高于“使用价值”的矛盾所在，并循更多令房屋“去商品化”的途径，扭转这个失衡的局面，以免市民继续饱受楼价飙升、盲目追求房屋“交换价值”之苦。
你说市民置业诉求强烈却遗忘节衣缩食的供楼之苦
你在施政报告中提到，去年推出位于新蒲岗的“绿置居先导计划”，超额认购近18倍，故认为即使是住公屋的居民，也有一定的购买能力，故主张日后以更多“绿置居”单位取代出租公屋。这引伸了不少问题，究竟有多少绿表住户有能力置业？就算他们有置业能力，置业又是否唯一选择？
截至去年12月，本港共有251万户家庭，目前总自置居所比率为48.7%，即有约122万户家庭，拥有所居住屋宇单位的业权，当中包括私人楼宇和各种类型的公营房屋，而在约110万户公营房屋住户当中，扣除已经拥有住屋业权的31.7%住户，就余下约75.6万户家庭。依林太所言，扣除当中19%的长者住户和16%的综援住户后，剩下的49万个住户当中，有部分有能力的家庭可循置业阶梯向上移，以腾空公屋单位予有需要市民。
这当中有多少人有置业意欲呢？参考新蒲岗当时收表1.6万份计，即大约占3.3%，是否反映“强烈诉求”，就见仁见智。但关键的是，那些富户所以能有数百万元积蓄买楼，全因他们过去一直居于公屋，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住屋支出，不用为奉还楼宇供款节衣缩食。以政府统计处的《2014/2015年住户开支统计调查结果》为例，从“按房屋类型及商品或服务类别划分的住户开支比重”分布可见，出租公屋、资助房屋及私人房屋的住户每月平均开支分别为13,275元、26,075元及36,728元，其住户开支比率则分别占其总开支的12%、38%及41%，而其外出用膳及食品开支，则分别是46%、30%及22%，从中不难看出，没有供款负担的家庭住户，在日常消费上明显较为轻松和宽裕，相信亦较易达致储蓄的目标。
事实上，据金融管理局货币统计，截至2017年6月，本港的住户供款入息已经高达67%，是1997年金融风暴后的最高位，远超过去20年的平均水平45%，金管局的经济报告就警告，一旦本港利率微调3%至正常水平，住户供款负担比率就会飙升至87%，由此可见，倘若政府“一厢情愿”地满足部分市民的置业诉求，不断创造有利环境供他们入市，他们可能要为利率的上调或楼市泡沫担惊受怕，甚或会影响原有的生活质素。
另外，美国经济学家David Blanchflower和Andrew Oswald，曾于2013年发表一份关于置业率和失业率的研究报告，以美国一些州份如亚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及南卡罗莱纳州等为例，当置业比率上升一倍，其后的失业率也会上升一倍，故提出“置业影响就业”的论点，认为置业会损害人力资源的流动能力、拉高上下班的时间和成本、甚至乎压抑新企业成立的机会。上述研究未必适用于所有经济体，但作为一地首长，实有需要正视有关调研，并责成有关官员作出详尽分析后方能行事，否则难免予人药石乱投、缺乏理据之嫌。
你说要仿效新加坡房策方向却忽略当地补贴和公积金购屋计划
你早在参选特首付间，已经提到日后的房策理念“类同新加坡方向”，并提倡减少兴建公屋以增建更多“绿置居”，而你近日也在施政报告记者会上提及，香港人之所以羡慕新加坡的公屋制度，是源于它以出售为主，令大家最终都享有固定资产。然而，你在追求新加坡高自置居所比率的同时，却忽略了当地政府不会以“积极不干预”之名逃避主导角色，以及各种先决条件。
参考立法会秘书处《新加坡的公共房屋》文件，新加坡自1960年代开始，已经把提出“自置居所”列为国家目标，以增加国民的自豪感及国家归属感，当局不但推行各种措施包括填海及强制收地等，以建立大量土地储备、兴建公共房屋；更因应不同住屋需求和负担能力，为不同住户提供多种置业阶梯，制造房屋单位流动性，甚至实行多项提出“购屋资助计划”，出钱出力地鼓励新加坡人自置居所。
新加坡建屋发展局为负担能力不同的准置业人士，订定了各项购买组屋的入息资格限额，由2,000新加坡元（折合11,517港元）至10,000新加坡元（折合57,585港元）不等，此举令八成新加坡住户都符合购买资格。在2011年前，组屋通常以市价的70%发售，但在物业市场升势持续的情况下，有关售价早已与市价脱钩，令其仍维持在市民可负担的水平；另外，建屋局亦把组屋的供款入息比率定为30%至35%，以确保其不会超出住户的负担能力基准水平。
与此同时，新加坡亦为组屋的自住业主，提供多项财政资助计划，例如当局准许市民使用中央公积金购买居所、提供建屋局房屋贷款、以及中央公积金购屋津贴等。据统计，新加坡目前有80%组屋业主均使用公积金存款支付每月的按揭供款，根本毋须再为偿还供款而作其他现金准备，而建屋局的贷款上限为单位售价的90%，意味着市民只需持有一成首付便可“上车”，最长还款期30年；首次置业的人士，最高可获高达40,000新加坡元（折合230,342港元）的额外津贴，而低收入的住户，则以递进的方式提供津贴，即收入愈低的合资格住户，可享有愈高的津贴额，而最多则可获发合共80,000新加坡元（折合460,684港元）的特别津贴。除此之外，当地还设有育儿优先配屋计划、多代同购优先配屋计划、已婚子女优先配屋计划、租户优先配屋计划等等，灵活地把组屋优编配予各式各样的合资格人士。
反观香港的“绿置居”，我们不但没有系统地建立土地储备措施、符合各阶层的配屋制度及各项津贴，计划一旦大幅扩充而不加调整，反而可能会“有害无利”。如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助理讲师阮颖娴指出：其一，日后总公屋及资助房屋数量中，用以出租的比率会减少，当“绿置居”一旦被“买断”，而住户的收入或资产高过公屋富户上限时，就不能要求他们迁走腾出这些本来是公屋的“绿置居”；其二，“绿置居”没有订明收入门槛，以二人公屋富户收入上限8.6万元、三人富户收入上限11万元为例，他们的收入高于居屋限额的5.2万元，但却可以用200至300万元购买“绿置居”，难免有人会质疑，当公屋是给最穷的人、“绿置居”是给次穷的人时，那些有钱至此的富户，是否不应该享有购买资格。
你说要我们“拥抱希望”却在各种不作为中扼杀我们的希望
对于政府而言，房屋问题归根究柢仍是土地供应的问题，但《香港01》多次指出，这是捆绑香港发展的伪命题，因为香港缺乏的从来不是土地供应，而是一个敢于打破现有利益格局、重新分配土地资源的新政府。我们期望你展现有别以往特首的“新风格、新思维、新哲学”，亦盼望你由“公务员”转为“特区首长”的过程中，不止是充当“促成者”及“推广者”这类“第三者”的买办角色，而是有担当地从新定位为“领导者”，绝不含糊其辞地回应社会各种关键问题，例如在推展“港人首次置业先导计划”时，可具魄力地动用《收回土地条例》以收回发展商的闲置农地，又或肯尽快而彻底地解决棕地问题，就可建立大量令市民安居的土地储备。
正如影子长策会曾经撰文提及，假如香港有方法把全港270万个私人和公营房屋单位，平均分配给予现时的253万户香港家庭，那么实际上香港还有17万个剩余单位。然而，由于政府过往暧昧的置业主导房屋政策，令“房屋”偏离了“基本住房的权利”，甚至成为调控金融稳定的“投资工具”了。
你在谈论土地房屋问题时，两次提到“自由市场经济”，甚是引以为傲，但你似乎还未认清正是这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只是被扭曲了的“放任自由”，当你释出善意想和地产商合作“帮助”市民置业时，却遗忘了获取最高回报，从来就是商人的目的，当今市民的置业困难、楼市的疯狂飙升，地产商是最大的推手。当我们以为“好打得”的你，将会为香港人打一场敢于挑战地产霸权的硬仗时，你不但没有协助市民摆脱地产商的剥削，反而与之联手制造更多“楼奴”，完全漠视了你作为领袖理应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职责，这叫普罗大众从何“拥抱希望”，又如何能够真正和你“分享快乐”？
《孟子・离娄上》有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但当你面对外界有关“官商勾结”的质疑时，却反斥这种“扣帽子”的风气令你感到忧虑；回想你于2012年担任发展局局长期间，尚能顾及坊间对于“官商勾结”的疑虑赔钱收地，但你官至政务司司长时，却反口指“官商勾结”的指控没有道理。当政府的解说堵不住悠悠众口时，难道不应该自我反省、总结经验、主动跨过与市民之间的信任鸿沟吗？相信普罗大众仍然心存盼望，希望有朝一日可以与你同行。
敬颂
秋祺
《香港01》记者黄云娜 谨启
上文出自第82期《香港01》周报（2017年10月16日）〈请让普罗大众与你同行 ——《香港01》记者致林郑月娥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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