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湿地——北部都会区抗御气候变化的关键

今年九月份的超强台风苏拉和接著破记录的黑雨提醒我们即使在香港这样现代化的城市，我们依然不能人定胜天，要在大自然规律下运作。由于我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导致气候变化，这些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频率将会越来越高，强度也会越来越大，并且影响到全球更多地区。气候危机已经迫在眉睫，我们必须紧急行动，提升香港的抗御能力。现时许多的讨论都集中在提升现有的基础设施来抗御天灾，这无疑将涉及巨额开支、大量人力、缓慢的过程和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那么有没有其他更具成本效益和更快捷的方案呢？

来稿作者：14名共同作者（见文末）

计划中的北部都会区（北都）包括新界西北的大片洪泛平原湿地、红树林和鱼塘，这个地区早已经存在洪水泛滥风险。另一方面，该地区拥有香港最大的天然和人工改造的湿地生态系统，是一个具国际重要性的迁飞候鸟补给站。

湿地生态功能与北都行动纲领

根据2021年发表的北都发展战略，香港政府计划建立一个约2,000公顷的湿地保育系统。这些湿地对增强香港的气候抗御力具有极大的作用，但这一功能至今仍被大部分人忽视。这些湿地具有吸收雨水的天然缓冲作用，能帮助缓减洪水。在黑雨期间，许多鱼塘和湿地都被灌满、甚至被淹没。它们储存了大量的雨水，保护了附近的建筑物和道路免受洪水侵袭。除了鱼塘中的鱼逃逸外，当暴雨过去，多余的水会自然排走，鱼塘与湿地就很快恢复正常。

最近发布的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却令人失望。这新的北都计划更加强调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而关于保育香港的自然资产则轻描淡写。将新界西北的湿地用作发展的计划令人怀疑政府是否重视湿地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例如防洪，以及为养鱼户提供生计。之前建议的由尖鼻咀至白泥的海岸保护公园（是珠江三角洲仅余的自然海岸之一）也在北都行动纲领被描述为仅包括流浮山。令人担忧的是，政府错过了在国际上推广香港，特别是北都，成为一个自然和发展能和谐共存的湿地城市示范点的机会。

湿地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新界西北区现存的湿地和鱼塘为香港许多环境问题提供了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它们不需要投入额外的金钱和时间来兴建就可以利用到。湿地和鱼塘拥有巨大的储水能力，可以作为天然蓄洪池，减少北都的洪水风险。此外，养鱼户们还可以继续利用鱼塘养鱼和其他水产。事实上，2021年这些鱼塘产出了超过2,900吨鱼类产品，价值超过7300万港元。同时，这些别具生产力的生态系统也是众多水鸟和其他野生动物（尤其是欧亚水獭）的栖息地，亦为市民提供了休闲、生态旅游和教育的机会。通过保育措施、恰当的管理和提供合适的设施，这些湿地将可以发挥重大潜能，有助于达到联合国制定的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更可以为香港带来社会经济效益。

增强抗御能力来适应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只是应对气候危机策略的一部分。如果温室气体不能迅速减少，全球暖化将继续加剧，我们将无法跟上失控的气候变化。除了可以减缓洪灾，湿地还能够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碳储存在这些生态系统中。在后海湾附近约有600公顷的红树林，为城市的碳排放提供了重要的碳汇。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一公顷红树林及其相关的沉积物可以储存450吨碳。另一项中文大学的研究发现，米埔的一公顷红树林每年可以捕获和储存大约30吨二氧化碳。如果我们种植红树和保护现有的湿地，这些碳汇可以帮助香港达成政府承诺在2050年迈进碳中和的目标。

综合红树林—水产养殖系统

近年，由于城市化，后海湾湿地生态系统的面积实际上缩小了约30%。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潮间带泥滩的面积减少了超过200公顷，这是许多迁徙水鸟的主要觅食场所，包括全球受威胁的稀有物种，如勺嘴鹬和黑脸琵鹭。如果在潮间带泥滩种植红树会导致泥滩面积进一步减少，因此，原本从红树林或滩涂围垦而成的鱼塘成为唯一可考虑增加红树面积的地方。粗略估计，香港现时有200至300公顷的鱼塘已被荒废或不再用作商业养鱼。它们有潜力被恢复并转化成为一个综合红树林-水产养殖系统，在塘里种植红树并同时出产鱼、虾等、亦有碳储存和加强生物多样性等多重效益。此外，沿岸的红树林可以保护海岸线免受海平面上升和风暴潮的破坏。随著气候变化和台风频率加剧，这将变得越加重要。

香港应贯设落实习主席推广的生态文明

为了充分发挥新界西北区湿地提供的防洪服务，发展局和渠务署必须将这些湿地纳入北都的排水和蓄洪系统设计中。此外，现在是最合适的时机去开展项目试点，研究怎样在政府土地上的荒废鱼塘，同时优化碳捕获、水产养殖，并且增强生物多样性。研究所得的数据和经验，将为北都湿地保育公园的规划和管理提供非常宝贵的参考。这些经验更应与大湾区和其他沿海地区共享，因为它们面临著相似的气候脆弱性。

总括来说，保护和恢复香港的湿地生态系统对于应对气候变化、提高抗御能力以及维护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这需要政府、公众和持分者的合作，以制定和实施相应的保育措施和管理计划。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增加可再生能源等低碳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只有结合自然和科技应用，才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气候适应和可持续发展提供长久和整存的解决方案。

九月初的台风和洪水带给我们触目惊心的经历，这令我们意识到不考虑大自然进行发展会令我们如同坐困危城。实现习近平主席宣扬的生态文明，我们必须与大自然合作，寻找一条双赢的出路。

参考文献：

Leung, F., Doherty, P. D., Liu, M., Metcalfe, K., Godley, B., & Lee, S. Y. (2024). Rise and fall of an avian oasis: Tracking the impacts of land use change in a key coastal wetland in the world's largest megalopolis.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906, 167231.

Liu, J., & Lai, D.Y.F. (2019). Subtropical mangrove wetland is a stronger carbon dioxide sink in the dry than wet seasons. Agricultural and Forest Meteorology, 278, 107644, doi: 10.1016/ j.agrformet.2019.107644.

Liu, M., Leung, F., & Lee, S.Y. (2022). Interpreting mangrove habitat and coastal land cover chang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southern China, from 1924 to 2020 using historical aerial photos and multiple sources of satellite data. Remote Sensing 14, no. 20: 5163. https://doi.org/10.3390/rs14205163

Ouyang, X. and Lee, S.Y. (2020) Improved estimates on global carbon stock and carbon pools in tidal wetlands. Nature Communications 11, 317. https://doi.org/10.1038/s41467-019-14120-2

作者李成业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及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种保护委员会红树林专家组主席、杜德俊教授是香港大学生态与生物多样性名誉教授及香港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米埔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惠宁博士是香港湿地保育协会创办人及香港大学生物科学学院客座教授、谭凤仪教授是香港都会大学科技学院讲座教授（环境科学及生态保育）、黎育科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副教授、Tim Bonebrake教授是香港大学生物科学学院教授、邱建文教授是香港浸会大学生物学系教授兼副系主任、宋亦希教授是岭南大学科学教研组客座助理教授、Juan Diego Gaitan-Espitia教授是香港大学太古海洋科学研究所和气候与碳中和研究所助理教授、陈辈乐博士是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保育总监、余日东是香港观鸟会总监、郑睦奇博士是绿色力量总监、苏国贤是长春社总监、梁沛健博士是大自然保护协会气候变化研究员。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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