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打造小贩经济提升治理温度　还给香港多些烟火气

走在高楼林立的都市，若能不期而遇充满烟火气的夜市、琳琅满目的市集，无论是市民还是游客，都是一件暖心的事。此前，深圳和上海政府通过修订，适当解禁“路边摊”限制，并为小贩划分特定的贩卖场所，既有利于恢复城市经济、促进消费增长，更回应了民生诉求，体现了城市的温度和包容性，是城市治理精细化的体现。

来稿作者：骆俊伟

三年的疫情令香港的经济和民生受到很大影响，要实现经济复苏，重振旅游业，政策上需拆墙松绑，借鉴内地的先进经验或许是不错的做法，重拾小贩经济的魅力，还给香港多一些烟火气，打造真正的“Happy Hong Kong”。

具烟火气、人情味　小贩与市容可共存

小贩经济是长远流传的我国文化。早在西周，小贩市集已经出现，在《清明上河图》中，地摊经济更随处可见。直到现代，小贩依然是我国等不少地方重要经济的一部分，新加坡更将小贩文化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小贩在某些地方而言是“文化的瑰宝”。

流动小贩是一种“贴地”的消费文化，既为广大市民提供物美价廉的消费服务，小贩的叫卖声、食物扑鼻的香气，又使得整座城市更具有“烟火气”和“人情味”。另一方面，经营流动摊档对于学历和资金要求较低，可为不少基层市民或遇到职业瓶颈的市民提供重新积攒财富的机会。

香港素来以“美食天堂”享誉国际，荟萃中西各地的美食，不过本地饮食文化却相对黯然失色，或与小贩式微有关。上世纪中，经济未起飞，不少人选择从事小贩。虽然他们只贩卖平民小吃，但对当时贫穷的生活而言，有钱吃上一口，已是一大乐事。

可惜政府对小贩的态度随社会的进步而改变，1970年起停发流动小贩牌照，且规定已发牌照不得转让，导致有牌的小贩买少见少。之后更以软硬兼施的手法，一方面以经济诱因吸引小贩自愿退回牌照，一方面增加检控的罚款，令小贩经济逐渐式微。新一代已甚少在街头吃到“又平又好食”的地道小吃，政府有必要“保育”有价值的小贩文化，寻求更加精细化的管理，让市容环境卫生和小贩经济共存，提升市民的幸福感。

深圳和上海的做法，证明国际化大都市与小贩经济是可以共存的，要求政府在市容环境管理上探索“柔”与“刚”、“放”与“管”之间的平衡，在城市管理和商贩增加收入之间寻找平衡点，在保证有序、安全、干净的城市环境基础上，让城市更有温度、有烟火气，让城市的发展更具有可持续性。

笔者明白部分人对重发流动小贩牌照有所保留，建议政府可学习外地的先进市集管理模式，规划指定区域予小贩经营墟市，并设立明确标识，在规定的红线范围内，以不占道、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不影响市容整体秩序为基础，把香港传统的墟市文化化有机地注入城市“软实力”中。当邻里商贩在社区扎根后，他们本身也成了社区的一部分，在重塑社区活力、增加社区凝聚力和维护本地传统特色的同时，也形塑了城市本土特色，增加了文化认同。

小贩管理队不应只管不理

另外，不少香港特色小食都需要明火煮食，曾有墟市主办机构经调查后发现，逾九成受访市民支持放宽明火煮食的限制，以保留地道熟食小贩的特色，增加墟市的吸引力。而香港早前亦有过墟市用明火的经验，再加上现时摆街的炒栗子、煨蕃薯更是政府容许在街头使用明火煮食的例子，既有先例可循，政府也可以参考类似做法。

其次，食环署辖下的小贩管理队也需要进行改革。至回归以来，小贩管理队的资金有增无减，由7亿加至20亿，加幅比通胀更快。然而管理队只“管”不“理”，采取强硬手法监管小贩，却没有理会小贩的需求。正如最近94岁小贩因生理原因暂托无牌的契孙看管小贩车，却被小贩管理队控告。

从表面看，流动小贩与城市市容、公共卫生及公共安全存在矛盾。但这些矛盾并非不可化解，只要公共管理思维升级、城市公共服务到位，小贩经济就能得到有序发展，实现多赢格局，为城市多元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作为管理者，对于小贩的管理不能放任自流，更不能“一刀切”式的管理，在消防、食品安全上都需要有创新的管理手段，兼顾好小商小贩和市民、消费者各方利益。

本地小贩文化消散在即，与其一味扫荡，直至市民只能从博物馆认识到小贩文化及香港特色地道的小吃，倒不如借鉴其他地区的优秀经验，为小贩寻找适合的立足之地。事实反映小贩经济与国际大都会是可以共存的，只要管理得宜，相信他们将可以成为香港的一道“民生风景”，为香港打造一张充满活力和温度的城市名片。

作者骆俊伟是立法会A4联盟研究部研究员。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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