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明涛．书评｜异质政治文化之碰撞与磨合

———读张家伟《英国档案中的香港前途问题》之杂感

来稿作者：黄明涛

香港主权回归中国至今已届25年。当年借由“一国两制”之创意而设定的宏伟目标如今是否都实现了？这不是一个能够简单回答的问题。时钟拨回1970年代末，彼时的香港社会与一河之隔的中国内地之间的差异、隔膜与疑忌，超乎今人之想象。就此而言，为求得这个特殊地区的平稳过渡与交接，更要维系长久安定、繁荣，作为全球华人社会之骄傲而继续发扬光大，那些周全的考虑、大胆的创意、或精心的算计，终究能否各自达成所愿，中英双方大概都无十足把握。说到底，这毕竟是政治文化大异其趣的两个民族在多年之后的再度正面交手。今时今日，面对香港的诸多争议话题——政制发展、人心回归、抑或国家安全——纵使我们可以去指摘前人的战略判断、制度设计、或是政治手法，但历史仍是不可假设的。我们只能一并接受“一国两制”政策一路走来的成绩与挫折，更要勉力探索前行方向。

但是，探究历史的来龙去脉仍然是有意义的。我们有相当多的疑惑，需要向过去求得一个回答——不是要一剂特效解药，来处理眼前难题，而是要一个心理慰藉，去确证在当年的背景与局限之中，是否有做过足够的努力。张家伟先生长期致力于香港本地历史的研究，可谓“家喻户晓”的知名学者。记得前些年读到他有关1967年本地骚乱的研究成果[1]，令人眼前一亮，也感慨万千。2022年适逢“一国两制”的又一个节点年份，得知家伟先生的新作《英国档案中的香港前途问题》（以下简称《英国档案》，引用只注页码）由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重磅推出，便毫不犹豫地入手一本，而且不夸张地说，真是手不释卷。历史教会我们智识，历史也给予我们宽慰，这正是本书带给我的最直接感受。

一、英式法治之执着

1979年3月，港督麦理浩（MacLehose）访问北京，行程中与邓小平会见，并获得后者关于香港前途的“口头保证”，由此拉开中英之间关于香港前途安排而正式接触之序幕——对于熟悉香港回归之前因后果的朋友来说，这段故事已经听过太多次了。路人皆知英国希望延续在香港的管治。但值得留意的是，香港前途的异动或筹谋，总是由英方“先行一步”。多年来已有很多资料显示，中国政府高层对香港问题的初步政策框架，没有早于1981年成型[2]——本书再次确认这一点——因此，无怪乎惹人发问，是否麦理浩以香港本地“土地租约年限”这个纯粹法律上的议题，贸然撬动了中国领导人收回主权的决心？英国真的曾有机会“蒙混过关”吗？

《英国档案》一书以丰富的资料证明，不存在这种可能性，而英方经过长期研判，也否定了在不与中方合作的前提下延续香港特殊地位的机会。首先，六七暴动给英方带来政治上的极大震动，促使其认真考虑在香港长期延续殖民统治是否实际可行。张家伟先生以一份解密报告《香港：长远研究》（Hong Kong: Long Term Study）为证据，表明英国政府内部在196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准备如何以一种最符合己方利益的方式撤出香港。“报告认为：‘最符合我们利益的进程，将是在时机成熟时非正式接触中国，目标是促成在双方同意的适合时间最终撤离香港。我们要告诉中国政府，我们同意香港最终必须回归中国，而我们渴望在民意认可的时候，进行有秩序的移交…’”（页5）鉴于当时中国仍处于文革之中，与西方国家关系之改善尚未见端倪，所以这份报告并不建议立即接触中国政府，而是建议“不迟于1980年代初期”（页5）再作尝试。

其次，新界土地的期租界限问题，实际上是无可避免的，不可能以某种默契、非正式的方式跨越九七。一个明摆的问题是，就算英国政府很早就预判香港终将交还于中国，那么，为何1980年代初期是向中国提起的合适时间点？或者说，为何存在“1997年”的问题？这当然与新界土地管治权的法律基础有关。从当时的法律来看，港英政府无权批出期限超越1997年6月30日的新界土地租约，而在一个基于法治而管治的地区，要赋予政府更大权力或更灵活的处理方式，迟早须进入到修订法律这一步，而这当然不可能以秘密方式进行。本书援引资料表明，最早在1978年底，中国政府已经收到港府正式提出的新界租约问题。“1978年11月，时任港督麦理浩宴请刚到任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麦理浩说：‘1997年快到了，新界租约怎么办？希望你们中方有个较正面的表态，使投资者可以放心。’”（页16-17）鲁平在多年之后的忆述也证实了这一细节。然而，在长达四个多月之后的麦理浩访京行程中，邓小平在会见时的表达重点仍然是“请投资者放心”，回避了在法律层面究竟如何做到“放心”。

实际上，麦理浩当面已经提出了非常具体的修法建议[3]，相当于试探邓的态度，然而，据当时也同样在场的港府政治顾问魏德巍（David Wilson）[4]回忆，他“不肯定邓小平有多大程度明白有关问题”（页26）。这个场景似乎不难理解，毕竟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既不是法律专家，也无需在此种场合答复具体方案。但若是仔细对比起来，仍清晰可见中英双方在思维方式与处事手法上的差别：中国政府重在“目标”或“效果”，而英方总是同时考虑“路径”或“方法”——目标与路径不能分拆考虑；或者也可以说，在中方看来，还有什么比最高领导人的讲话更为可靠呢？可是英方如何能够对此放心？又如何拿政治人物的口头保证去游说国会？在法治废弛已久的北京，邓公与港督之间的对话，想必也充满了如戏剧一般的张力吧。

二、本地民众之无力

中英就香港前途谈判期间，曾有所谓“三角凳”插曲，即中方强烈反对有“港方代表”加入谈判，避免造成中、英、港三方协议的局面。拉扯到最后，时任港督尤德（Edward Youde）仍旧作为“英方代表团成员”而出席谈判。那么，香港本地居民究竟如何为自身诉求作最大争取呢？读家伟先生这本新书，令人感慨的是，在中英双方的交锋或妥协之中，香港虽为谈判之主题、主线，却不能够把握自身命运。太多证据表明，港人的利益与英国政府的战略考量之间常有龃龉，甚至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即戴卓尔夫人）或英国政府内其他决策人士也为如何“搞掂后方”而头疼不已。

本书多次提及钟士元——人称香港“政坛教父”的重量级华人精英——其时任职香港政府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钟士元在中英谈判期间，始终对中国政府抱持怀疑态度，认为双方达成之协议在未来是否能够忠实履行，缺乏保证，并且，他对于英国政府不够重视本港民意，也颇多不满。根据档案资料，1984年4月，中英谈判已处于实质阶段，“行政局非官守议员再次赴英，4月6日会见戴卓尔夫人时，钟士元等对英国政府在谈判中向中方节节退让，作出直率批评”（页96），并提出质疑，称“如果中英协议缺乏监察执行情况及纠正违反协议情况的机制，协议的价值何在？”（页96）

随后在5月，有9名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又赶赴伦敦，为的就是在英国国会辩论香港问题之前，再度向英国政府高层反应港人意愿。他们甚至在出发前发表《香港的前途》之声明，摆明了向英方施压的态势，其中建议英国国会等待《香港基本法》颁布之后再决定批准中英协议（即后来的《联合声明》）、建议中英协议应当建立执行或监察机制、还建议英国在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仍然在香港保留“若干程度上的地位”以利于协议之履行。在5月15日与撒切尔夫人会面时，钟士元等人更几乎直接顶撞和反呛首相，警告他们“如果中英两国政府在违背香港500万市民意愿的情况下决定他们的未来，将是严重的举动”（页98），而同行的罗德丞则告诉撒切尔夫人，“香港一些人宁愿英国拒绝一份坏协议，干脆多等几年，观察中国局势如何发展”（页98）。

很显然，钟士元等本地精英的立场和举动，让英国政府很为难，甚至相当不悦。而另一方面，中方不但密切注意他们的言行，甚至也忍不住要向英方投诉并敲打。本书提到，周南（时任中方谈判代表团团长）当时就向伊文思（时任英国驻华大使、香港前途谈判英方代表团团长）表达对两局议员伦敦之行的看法，并且语带威胁。伊文思之后向英国外相贺维报告称，“周南表示中方对两局非官守议员了如指掌，‘难道反对协议的人不知道他们的命运悬而未决？他们还会活很长时间’”（页98）。看起来，中国政府对一部分港人的看法之负面，要远远超过对谈判对手之看法。众所周知的是，当年6月，钟士元、邓莲如、利国伟三人访京拜见邓小平，最后也是不欢而散的——关键问题就是，对于港人是否有信心这个问题，会面双方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笔者禁不住去想象，若港人当初没有表现出巨大的政治热情，或者没有高分贝地喊出著名的“民主回归”愿望，那么《中英联合声明》、以及《基本法》会写成怎样？还有，港人有资格向伦敦、或是向北京要求民主吗？这真是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民主至少在二战之后已经成为全球普遍价值，就算当年的苏联阵营也不至于公然否弃这个概念，顶多是加以扭曲及利用。

我们也知道，麦理浩的治港策略其实包含了为香港最终移交创造筹码的意图，《英国档案》再次确认了这一点——他上任之前明确表示“目标是确保香港在所有领域的情况比中国优越，令中国政府在处理香港问题时有所犹豫”（页7）——但政治是如此的复杂，我们也应该诚实地承认，麦理浩在香港打下了公民社会的坚实根基，使得这个东方明珠不止是“经济都会”而已，更包含了法治、自由、开明、同理心、尊重专业、鼓励奋斗等价值观。公平地讲，在1980年代港府推动代议政制改革时，港人并非完全缺乏民主训练。同为华人社会，那时的香港同胞显然比内地同胞更具备试练民主、自治与问责政治的素质。所以，笔者认为，港人当然有资格表达民主愿望，尽管这让英方为难、让中方疑虑。退一步讲，对香港本地民主政制发展虚与委蛇或叶公好龙的，又何止英方？曾有参与香港前途谈判的中方高层官员以“还政于民”（页142）这个字眼来表达对1985年港英政府第一轮代议政制改革的鄙夷态度——“还政于民”俨然一个负面词汇！由是观之，中英之间政治文化真大异其趣也。

三、中国内政之莫测

张家伟先生在本书开篇即表明，其研究工作依凭的主要是来自英国的解密档案，他“收集了逾100份1960年代末期以来英国政府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档案”（页XV），还包括一些原本尚不予公开但借由向政府提出上诉而提前得以公开的资料。然而，来自中方的档案资料之匮乏或不可得，着实妨碍了我们更全面、更详实地重审香港回归的历程。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笔者感觉到，中国在1980年代的内政情势时时对中英谈判或过渡时期的合作带来直接影响。尽管英方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手法、以及中国事务专家的判断，努力理解中方的思路与策略，但终归只能雾里看花。其中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有关香港驻军的争议了。

1984年5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当年度的大会（全体会议）。会后，邓小平面对传媒有一次“大发雷霆”，批评此前国防部长耿飚有关中央可能不在香港驻军的说法是“胡说八道”，该次事件一时间广受关注。从中方角度来看、或者从中国民众的朴素观感来说，驻军作为某种主权象征，无可厚非。但值得观察的是，邓小平何以公开动怒，并且对官阶不低的耿飚如此公开羞辱，很可能是事出有因、情势所迫。本书援引档案资料显示，1983年底，中方在谈判期间主动向英方表示，考虑在回归之后向香港派驻解放军，英方随即明确表达反对意见，认为将“损害香港作为实行自治的特别行政区的公信力”。其实，不仅鲁平特别强调过，驻军仅属“象征性”（页104），并且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与英国驻华大使的会谈也表明，彼时中国政府对于驻军问题尚未有最终定案（页105）。然而，随着谈判的进行，中方在驻军问题上的执念越来越明显，英方也多次收到来自中方谈判代表的明示或暗示——例如周南在一次会谈之后的宴请当中特别告诉伊文思，说“一位重要的中国领导人对这个问题有强烈执着”（页117）。鲁平也在其回忆录中证实，邓小平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亲自过问的问题之中，就包括驻军问题，且要求驻军问题“必须坚持，不能让步”（页119）。

原因何在？本书披露，其实周南多次向英方暗示，“解放军认为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政策过分宽容”（页118），因此英方评估，即便邓小平是最高领导人，也面临压力。这是相当有启发性的讯息。确实，整个19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总体氛围之下，中国内政绝不是“静如止水”。著名记者、当代中国问题专家杨继绳先生对此评价为中国改革年代政治斗争的“周期性”，即，改革力量与保守力量之间的辩论和较量从未止息[5]。英方评估香港最终命运必然系于中国的态度，一个重要理由就是香港在军事上无险可守，所以，中国政府驻军或不驻军，明显是一个象征意义大过实际意义的问题，然而，邓小平决定保持一种“坚持原则”的姿态，无疑有助于令对港政策更容易平安通过中国内政的“关闸”——这何尝不是一种无奈的妥协。由此可见，香港的命运从来都不能自外于中国的发展路向，假如未来有更多资料可以公开，尤其是来自中方角度的历史拼图可以逐渐完整起来，相信也会更加无疑地印证这一点。

[1] 张家伟：《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

[2] 黄文放：《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决策历程与执行》（香港：明报出版有限公司，1997），页6。

[3] 本书披露，最迟在1979年2月，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已经有草拟中的枢密院敕令，用于授权港府在批出土地时可跨越1997年的时间界限。参见张家伟：《英国档案中的香港前途问题》（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22），页17。

[4] 此Wilson即后来接任港督一职的卫奕信男爵。

[5] 杨继绳曾引述邓力群的名言“每逢双年，自由化泛滥；每逢单年，左派反击”来概括1980年代中国改革的周期震荡。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页19。

作者黄明涛是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港澳学人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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