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声道｜推中史科必修前　应先改革课程内容及目标

早前立法会就推动高中课程必修中史科的无约束力动议进行辩论，有不少议员认为学生应该加强对中国历史及地理的认识，加强民族归属感。事实上，类似的声音自2019年以来不绝于耳，而且颇得政界、教育界人士及家长欢迎。

但是，推动中史科必修，不应该只著眼于相关知识的政治功能，而是让学生更好学习中国历史及所需的技能，尤其是宏观的分析能力，使他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五千年历史的脉络，以及将相关技能应用在其他学科或生活的各个方面。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不能单纯推动中史科必修，而是应该仔细检讨课程大纲及定下准确的学习目标。

来稿作者：黄远康

随著教育局在约十年前开展新高中课程，中国历史科的内容早已面目全非。在旧学制预科课程，中国历史科高级程度分成七大单元，分别是卷一的治乱史、制度史、思想史；以及卷二的经济史、交通史、史学史和宗教史。除治乱史外，几乎每个单元的内容都是从先秦时期一直延续至清代，甚至民国时期。以思想史和史学史为例，前者便是由春秋时期的四大学说儒、道、墨、法，一直读到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和民国的白话文运动；后者则是由司马迁《史记》开始、一直读到宋代的《资治通鉴》及清代的《廿二史劄记》等。

至于占总分25%的治乱史，更是从商、周时代开始考核，一直到新中国的事迹，跨度超过二千年。不过，根据考制，治乱史的题目连同简称“DBQ”的资料回应题合共六条，考生只须作答其中两题，而清末至新中国的历史最多只占考题的其中之一，因此绝大部分学校都会碍于课时的原因而浓缩课程，将乾隆的治世作为治乱史部分的终点。

由于课程内容极为广泛，涉及政治、军事、政治制度、科举制度、经济、外交、民间信仰等，且几乎涵盖中国二千五百年的事迹，因此旧制的考生相对比较能从宏观的角度理解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演变，初步掌握历史发展的轨迹和脉络。而这一点，并非新制考生所能比拟。

新高中课程大减　学生难掌握历史全貌

有别于过往有系统地将不同历史的课题分门别类地学习从古至今的演变，现时新高中的中国历史科有两个明显的特色，就是“炒埋一碟”和“详近略远”。所谓“炒埋一碟”，就是必修部分再没有明确划分单元，而是将不同单元在经过制订课程人士的筛选后共冶一炉，分成上古史与近、现代史两大部分。上古史即是从商、周开始，一直至十九世纪中叶，即鸦片战争之前，而其考核内容大致上就是拆开旧制的卷一的部分，例如治乱史就包括东汉的戚宦之争、隋唐两代的开皇、贞观及开元之治、唐中叶的安史之乱；制度史部分就有宋、元、明、清的中央集权制度；思想史就仅剩先秦诸子学说。

至于近、现代史部分，亦即十九世纪中叶至新中国的部分，有别于过往因课时不足而被放弃的命运，这段为时不足二百年的内容因为“详近略远”的原则下，重要性被高度放大，占分高达50%。不过，考核的部分悉数为治乱史，三个单元同比份分类，分别是1840至1911年，谈讨中国的对外战争和晚清改革；1911至1949年，谈讨民国年间的种种乱象，如军阀割据、民国北伐、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以及1949年后的新中国事迹，如三反五反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

从上可见，新高中中史科不论内容的深度和广度都大不如前，一些重要的历史部分，例如晋代的五胡乱华、淝水之战、唐代至五代十国的藩镇割据、宋代新旧党争、南宋抗元、明代的靖难之变、张居正变法等都删去不谈。因此，早几年已有中史科教师大吐苦水，表示学生连岳飞等历史名人都不认识，甚至错将唐末名将李克用，误认作“李克勤”或“李克强”。

至于旧制的其他单元，例如思想史、制度史、宗教史等，则归入选修单元，换言之需要视乎各间学校的选择和安排，学生才有可能接触到相关内容。而随著教育局精简内容，将选修单元由两个减至一个，学生能够吸收的知识就进一步减少。以上的课程改动，无异令学生对历史脉络的认识偏狭，甚至连基本的史实都不好掌握。

改革中史课程　忌取一家之言

因此，在推动中史科必修之前，如果不改革课程内容，相信既让学生们无法全面地掌握基本的历史知识及观念，更难以让他们著历史内容培养家国情怀。而要纠正这个毛病，笔者认为有两个基本的重要原则，值得制订课程范围的官员及相关人士考虑。

第一，就是避免仅撷取一种历史观点。笔者最常举出的例子，就是不论新、旧学制，初中抑或高中课程，都喜欢引用历史学家钱穆对于北宋中央集权的观点，认为当时的强干弱枝的做法造成北宋长期积弱。虽然这种观点其实在史学界受到不少学者的挑战和批判，而且根据史实，虽然宋代的对外战争屡战屡败，但是经济、贸易、文化的发展都处于中国历史长河中的高峰，例如根据学者推算，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三分之一，较今天的美国更强；根据官方纪录，宋徽宗期间中国人口更加首次突破一亿，甚至传世古画《清明上河图》都记下当时社会的繁华景象，足证宋代根本不是积弱的朝代。可是，香港的课程不断引用钱穆的观点，就影响不少学生对宋代的看法，继而形成偏颇的史观。

其实，随著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化，加上考古技术逐渐提升，学术界出现愈来愈多不同的新颖且有更高说服力的历史观点。例如享负盛名的历史学者黄仁宇就在著作《中国大历史》以黄河流域的地理形势，亦即含沙量高且经常泛滥造成人命及财产威胁，逼使时人建立起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动员人力及资源对抗自然灾害的意识，以解释秦国最终成功在战国七雄脱颖而出，统一全国的原因。又例如由北大研究员李开元撰写的《秦谜》，就考究出秦国与楚国的长期政治联姻关系，解释秦始皇在位年间，宫廷内部的亲楚与亲赵之间的集团如何互相斗争促成秦亡，以及如何造就陈胜、吴广等人以为复兴楚国之名开展秦末的抗争起义，最终造就刘邦成功取而代之，建立强大的汉朝。

以上的观点在中学的教科书几乎完全不提，但是缺少这些的观点就令学生既减少学习的趣味，亦难以从不同角度分析和掌握历史事件的全貌。因此，要中史科必修且得出良好的效果，就必须与时并进兼取多家之说，丰富学生的视野。

略远易过份缩减　详近或过早定论

第二，相比起“详近略远”，中史科更加应该“详远略近”。“详近略远”是历史学术研究的原则之一，用以鼓励史家利用资料、文物保留较为完整的近、现代史料进行更多研究，梳理近、现代发展进程对今时今日的影响。笔者相当明白，不少社会人士亦希望借此鼓励学生吸收近代中国历史的屈辱史，培养学生的民族身分认同和对新中国所取得之成就的自豪感。可是，“详近略远”的缺点是古代历史内容经过过份的缩减，学生不但未能学习部分重要的内容，亦难以理解整个历史流程变化的关系。以新高中中史科内容为例，根据课程大纲和教科书内容，对于宋元明清四朝的中央集体措施都是赞多于弹。但是如此一来，既然制度如此巧妙、成功，就无从解释为何四朝最终都走向衰亡。这种历史的空白，反而造成学生对历史真相的困惑，甚至影响学习意欲。

正如上述，历史研究一直推陈出新，加上近、现代史的文献较多及较齐全，历史观点也一直推陈出新，甚至时常有后人推翻前人之说的现象。如果学科课程大纲和内容太早为事件定下结论，恐怕会在观点未经时间的洗礼和学术的考验下，便草率地向学生灌输，继而塑造他们对有关历史事件的不当观念或看法。

以文化大革命为例，笔者犹记得当年教科书及考试内容均将运动爆发的其中一项主因，是毛泽东不甘退居二线，希望重新复出争权。但是，随著更多文献流出，加上史学家的不断研究，更多人认为文革的导火线，是因为毛泽东希望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认为当下党内或党外都出现“修正主义”的思潮，为了避免管治阶层特权化，重蹈苏联的覆辙，于是认为只有透过无限革命，不断巩固人民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坚持，才能维护新中国的社会基础。然而，这种观点目前既非香港中学教程之主流，甚至考试时也难被看成是标准答案，结果反而引导学生学习一堆似是疑非的历史知识，继而产生对近、现代政权或人物的偏颇、狭隘的看法。

笔者打个比喻，现时很多社会人士鼓吹中国历史科必修，就等于认为吃蔬果一定有益健康。虽然多吃蔬果的确对身体有好处，不过也要视乎蔬果的份量、配搭、产地、季节、有否使用农药、食家的体质等不同因素，我们才能判断某种蔬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善人体的健康。同样道理，学生多认识中国历史当然是好事，但也要视乎教材、课程设计、内容、学习目标、考核准则、需要学史的目标对象及其理解能力等，才能最大程度上发挥历史科带来的效果。如果我们只顾推动必修，而不从源头著手审视课程内容和目标，笔者担心，学生不但不会对中国历史产生好感和兴趣，反而会出现抗拒、无助等负面情绪，最终适得其反。

作者黄远康是“治港新政”成员、工联会社区干事。文章的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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