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海明．大湾区挑战｜新旧行业或矛盾 城市利益难统一
为研究香港如何与大湾区内地城市加强交流、合作，共同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出力，笔者及研究团队近年曾分赴美国纽约湾区、美国三藩市湾区，以及澳门、广东各地等进行调研和实地考察，发现香港要加强与大湾区内地城市合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虽有三大优势，但亦面临五大挑战。
虽然优势显而易见，但是劣势和短板也很明显。笔者及研究团队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容易被外界忽略，但又真实存在，且须努力克服的五大挑战。
来稿作者：梁海明
挑战一，包括香港在内的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传统行业的利益若未能兼顾，或将引发反弹。
研究团队通过福布斯最近公布的富豪排行榜单，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占据前面位置的多数还是传统行业的代表，但美国三藩市湾区则恰恰相反。粤港澳大湾区这些传统行业的代表，凭借他们的旧有的商业模式已能获得稳定利润，是否还会大举投入高风险的新兴企业？譬如，投资创科企业因回报时间更长、风险更高，并非是这些传统行业所长，毕竟，隔行如隔山，智慧可以传承，但成功不可复制。
传统行业所擅长的房地产、博彩、酒店、家电产品等，又非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要建设的主要方向。因此，这些传统行业所掌握的庞大资金和资源，未来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愿有多大，以及以何种方式参与，依然成疑。
虽然研究团队在前往美国两个湾区实地调研中发现，纽约湾区和三藩市湾区并不缺乏此类New Money和Old Money和谐共处，共同为湾区建设的案例，当然，研究团队也发现了失败的案例，例如在美国东部的费城，大约40年前也曾希望模仿三藩市湾区的发展模式，但由于费城的Old Money如经营化妆品公司的Perelman家族、全球著名的食品品牌金汤宝公司（Campbell Soup Co.）最大的股东Mary Alice Dorrance Malone家族，还有家族从事烟草业已经100多年歴史的John Middleton等，在当地太过根深蒂固，导致该地的新兴科技企业直到如今还不成气候。
因此，若然简单认为，只要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推动新兴产业、创新科技产业发展，就能促使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产业与传统行业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传统行业。我们研究团队认为，这种想法是美好的，但实施起来或有些困难。
挑战二，大湾区建设对粤港澳三地政府的管治能力提出新要求。
研究团队大部分成员对粤港澳三地非常熟悉，甚至是在这三地土生土长，既熟悉广东情况，也十分熟悉港澳现状。可以看到，粤港澳三地政府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进程中，将会面对不少管治上的新挑战。
以本港为例，早在港英时期，英资财团汇丰、怡和和太古等不但掌控了香港的经济命脉，而且对港英政府有重大的影响力，港英政府也全力维护英资财团的利益和英国在香港的利益。香港1997年回归之后，特区政府掌握的核心资源仍然不够多，既没有掌控核心产业，也不拥有影响香港经济命脉的大企业，因此，香港特区政府主导新型产业发展的能力，尤其是直接投资促进科技产业发展，以及经济增长的能力并不足够。同样，澳门经济命脉也不掌握在澳门特区政府手中。
由于未来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对港澳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需要港澳特区政府不能仅有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还须有主导某些市场行为的能力，尤其重要的是主导新兴产业关键领域、关键产业发展的能力。未来如何改进这些能力，值得港澳两地政府思考。
在广东珠三角九个城市的地方政府方面，相对于港澳特区政府，珠三角九市政府的行政力量无疑非常强大，不仅可以主导经济发展方向，还可以政策倾斜一些需要扶持的科创产业。但是，如何把握好政策倾斜的力度，平衡好传统产业和科创企业的发展，如何更加适度有为，则非常考验珠三角九市政府的能力，也关系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进程。
根据广东税收最新数据显示，制造业、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仍是广东四大税收主力。在就业数据方面，也出现类似的情况。所谓数据会说话，广东依然是以制造业立省。传统行业主导、贡献了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大部分税收、就业市场和经济发展，如果珠三角九市政府不能把握好政策倾斜力度，令传统行业利益受损或者被迫让位给科技创新产业，导致撤资转投它国／地，或者减少对珠三角的投资，那么，高新科技产业、科技创新产业能否有能力支撑起珠三角九市的税收、就业市场和经济发展？
答案不仅值得大湾区各内地城市政府深思的，也深值香港特区政府深思。
挑战三，大湾区各城市利益难统一，重复建设严重。
粤港澳大湾区各个行政区即各地方政府彼此之间利益要求不同，在区域内部或会容易出现利益要求多元化的现象，较难克服和解决区域内各城市或各行政区存在的产业结构趋同、产业布局近似、重大基础设施重复、环境污染以及市场过度竞争等问题。
由于缺乏区域性协调机构，这种矛盾、不协调不仅导致各个城市缺乏特色与竞争力，浪费了宝贵的土地和资金，阻碍了区域的可持续协调发展，也会带来城市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等一系列问题，最终或将阻碍大湾区整体的建设步伐。
但美国湾区如纽约湾区的建设经验，则解决了上述问题。纽约湾区跨越了三个州（纽约州、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在三种不同的法律体系内运作，涉及超过1,500个政府机构，虽对跨州的区域治理带来极大挑战。
为协调复杂而众多的地方政府、推动区域的整体协同发展，早在一百多年前，纽约湾区内就出现了建立区域性机构（regional institution）。譬如，纽约州与新泽西州政府早在1921年就联合成立港口事务管理局，港务局成立之初的目标是避免纽约州与新泽西州之间的“破坏性竞争”，及使区域港口有序建设规划得到落实。作为美国第一家国营企业，运营范围包括纽约湾区的5座机场、5个海港、多条隧桥、公交车、铁路等交通系统，以及工业园区、科技项目、商贸设施等发展项目，为纽约湾区的发展和腾飞立下了汗马之功。
挑战四，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学的科研人员缺乏足够的学术互动。
特首李家超曾指出，“无创科、无未来”，他大力提倡香港要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未来要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加强湾区内各高校教职人员进行学术交流和举办各项学术活动必不可少。但我们研究团队调研发现，由于门户之争、高校实力、排名的差距，教职人员的个人兴趣等原因，以及广东高校的教职人员出入境香港、澳门手续较为复杂且有次数限制，粤港澳大湾区各高校相关交流和活动并不频繁。
但研究团队在美国的调研却发现，纽约湾区的另一个成功因素是湾区内高校科研人员学术交流非常频密。在纽约湾内各大学之间的学术交流非常频繁，纽约湾区内各大学之间并没有太明显的门户之见、高低之分，而是经常频繁互相邀请湾区内各大学的学者前往讲学，共同探讨、交流最新的学术成果。
以纽约湾区的普林斯顿大学为例。此大学虽在全美国大学的排行榜上，已经连续10年超过哈佛大学高踞榜首，但没有因此拒绝与纽约湾区内各大学交流，例如，位于纽约的Fordham University虽在全美国大学排名60位，与普林斯顿大学有较大差距，但该大学的学者依然受邀前往普林斯顿大学开讲座，且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讲座上大家的讨论很是热烈，以此达到互相促进的目的。
与此同时，普林斯顿大学还采取访问研究合作者（Visiting Research Collaborator）的形式，邀请各大学的教职人员前往普林斯顿大学开设研究小组，就共同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且以学科交叉的方式一起展开研究。（有关普林斯顿大学对纽约湾区的创科发展的贡献，详见拙文《香港要成为国际创科中心还缺什么？》）
挑战五，粤港澳大湾区缺乏创新生态链，没有善后机制和退场机制。
环顾全球，无论是进行科研创新还是创立创新企业，均遭遇各类难题，往往是失败多成功少。如果任凭科研创新者、创业失败者自生自灭，不但有损创新、创业氛围，也不利创业产业的发展。虽然粤港澳大湾区提出要打造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香港特区政府也表示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但各地政府除了利用资源大力扶持创新科研，发展创新产业之外，却没有考虑共建创新生态链，以及设立失败创新企业的善后、退场机制。
我们研究团队在调研中发现，美国的圣地亚哥作为世界上最顶尖的生物技术中心之一，平均而言，该地区常年维持有大约500家生物技术公司的数量，就算每年有不少生物科技公司失败了或者新成立了，但该地区仍然会维持在大约500家左右的公司数量。究其原因，圣地亚哥生物技术产业成功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有行业协会组织和政府的支撑系统来帮助那些失败企业重新焕发活力，最终协助他们成功。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笔者及研究团队指出了香港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虽有三大优势，但亦须面临五大挑战，绝非希望特区政府因此畏难不前。社会发展及科技进步，均需在不断克服越来越大的挑战和阻力，实现愈来愈有价值的目标中完成。香港要发展，要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其它城市合作，出现挑战是必然的，改变越大，挑战必然越大，挑战中同样也将催生倍增的动力。所以，研究团队相信特区政府未来有能力对各种挑战，逐个击破，包括香港在内的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长远的发展前景将更为广阔。
作者梁海明是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丝路智谷聚焦于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宏观经济等领域研究。文章的标题为编辑所拟，原题为“香港加强与大湾区内地城市合作将面临什么挑战？”。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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