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维｜重塑问责制度　政府内外同步改革

来稿作者：黄俊瑯

在2024年施政报告中，特首多次强调改革的必要性，尤其是在经济和民生层面的外部政策上。然而，这些外部改革若要取得成功，必须配合政府内部的改革，特别是行政运作模式与问责制度的更新。当前的问责制度，尤其是问责官员与公务员之间的权责分工，存在不少问题，亟待改善。只有内外同步进行改革，才能真正提升政府的治理效能。

问责制度的双重结构：政治责任与行政责任

自香港回归以来，特区政府一直采取行政主导的管治模式，问责制度的设立旨在让政治委任的官员对政策的成败负责。然而，现行的问责制度存在权责不对等的问题。问责官员负有政治责任，但在面对公务员系统时，缺乏实际的监管权力，尤其是在公务员的升迁、财政分配等核心事务上，问责官员并无实权。这导致他们在政策推行过程中，难以有效监控行政执行的质量和进度。

与此同时，公务员虽负有执行政策的责任，但缺乏明确的行政责任机制，导致“不做不错”的文化在公务员体系中盛行。即便特区政府强调KPI（关键绩效指标），如果公务员未能达成目标，往往不会面临惩罚或问责，这使得政策执行效率受到严重影响。

洪水桥亦园村事件：问责官员与公务员的脱节

新思维最近跟进的洪水桥亦园村收地事件是一个典型例子，反映出问责官员与公务员系统之间的脱节。该事件是发展北部大都会的重要一环，发展局的问责官员曾公开承诺会“人性化处理”村民的安置问题。然而，地政署的公务员却依循条文，毫无弹性地拒绝村民的申请，并在安置资格审批上显得过于严苛。

这种情况导致问责官员的政策承诺无法落实，政策执行与政策目标之间出现了严重脱节。问责官员承担著政策成败的政治责任，但公务员系统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无需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这凸显了现行制度中的责任真空，最终损害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公信力。

公务员事务局负责管理和发展公务员队伍，涵盖聘任、薪俸、服务条件和纪律维护等方面。然而，在监管个别局内的公务员行政责任及绩效方面，该局的作用相对薄弱，无法有效监督公务员的日常工作表现，尤其在政策执行中，缺乏强有力的绩效评估和惩处机制。即便公务员在政策执行中表现不佳，该局也无法及时进行调整，这进一步削弱了行政效能，导致公务员在达不到政策目标时，缺乏应有的责任感。

改革建议：强化问责制度与行政责任

为解决上述问题，政府有必要对现行的问责制度和公务员行政责任进行全面改革：

1、提升问责官员的实权：目前，问责官员在政策制定上拥有决策权，但在公务员的升迁、财政管理等核心事务上，却无法插手。应赋予问责官员更多实权，让他们能够直接干预公务员的管理，尤其是在政策执行的关键阶段，确保政策推行的每一步都在有效监管之下。

2、强化公务员的行政责任：政府应制定具体的行政责任制度，要求公务员在未达成政策目标时，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可以通过绩效评估、奖惩机制来实现，让公务员清楚了解其工作表现与政策成效息息相关。若公务员未能按问责官员的要求执行政策，应受到相应的惩罚或调整。

政府未来的改革必须致力于理顺问责官员与公务员之间的责任分工，确保双方能够密切合作，提升政策执行的效率和透明度。通过内外同步改革，香港特区政府才能真正实现良好管治，促进社会的长远发展。

作者黄俊瑯是新思维副主席。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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