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荆党｜让发展和治理型改革齐头并进
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要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要实现中央提出的这四大目标，香港就必须开启全面深化改革，处理好“发展—治理”的关系，平衡左右，同步推进，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香港资本主义。
来稿作者：紫荆党政策研究院
当前香港社会面临的核心任务就是体制改革，既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快经济发展；又要完善政府治理体系，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尽快解决历史积存的社会深层次矛盾，优化政府、市场、社会与市民之间的关系，为香港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改革目标：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香港资本主义
正确认识当前香港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是我们制定各项政策的根本依据。自香港被割让给英国以来，香港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英治香港——香港特区1.0——香港特区2.0。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强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占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在内的中国领土，即现在整个香港地区。在英治时期，香港经济获得长足发展，逐渐从一个边陲之地成长为亚洲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尤其是二战以后，香港不仅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更成为全球性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
“香港特区1.0”指的是自香港回归到香港国安法颁布的时期，从1997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在这23年内，香港经济规模从1773.53亿美元扩大到3449.43亿美元，GDP总量约翻了一番。在此期间，香港结束了英国统治，在特区政府的摸索下，香港依法落实高度自治权，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经济继续稳步增长，政治上获得正反两面的经验，成为中国一个名副其实的特别行政区。
“香港特区2.0”是指从国安法颁布以来的香港。为了结束香港前几年的社会动荡，全国人大于2020年6月30日颁布了香港国安法，香港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面对2019年“修例风波”给香港法治、社会秩序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带来的严峻挑战，特区政府坚持依法治港，筑牢了维护国家安全的防线，维护了“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一国两制”重回正轨。现在的香港与过去最大的区别，是中央全面管治权得到有效落实，香港社会实现了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正处在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开始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香港资本主义。
回顾历史，“香港特区2.0”是中央带领香港社会摆脱殖民主义、建设中国香港的跨越式新阶段。展望未来，“一国两制”和国安法令我们拥有了开启新征程、实现更高目标的坚实制度基础，解决困扰社会的安全问题为香港现代化建设排除了障碍。特区政府宜根据国家“十四五”规划对香港提出的“八大中心”定位以及中央二十届三中全会对香港提出的四大目标，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明确未来发展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改革的顶层设计，实际就是对未来香港改革的整体谋划，也是从全体市民的利益出发，对制约香港未来发展与治理的全域性、关键性问题进行顶层判断，提出解决的整体思路和框架，以此作为规范各类具体改革的标杆，作为制定具体政策的依据，从而最大限度地化解改革的阻力，降低改革的风险，确保改革的顺利推进。顶层设计需要契合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香港市民的共同愿望，深入了解经济社会实际情况，使制定的规划和政策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从理论角度而言，有中国特色的香港资本主义是国家统一和发展大局与香港社会实际和自身发展要求相结合的产物，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历史演进必然性和发展阶段性的统一。香港当前所处的新发展环境，既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分，也是现代世界资本主义演变的重要环节。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准的基础上，中央提出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即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香港有能力也有责任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背景是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出现。香港的经济腾飞得益于全球化，但也为全球化付出了巨大代价。香港之所以能在战后数十年内取得高速经济发展，重要因素之一就是香港与全球经济的密切联系。香港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的经济起飞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关。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地区，其中香港获益甚多，香港的制造业由此获得高速成长机会，尤其是包括消费电子、成衣制作等在内的轻工业。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香港制造业面临持续增高的生产成本以及其它新兴工业经济体的竞争，本地制造商开始在境外寻找更加有利可图的空间，工厂北移就成为其主导性生产策略，这导致香港逐步由原先的工业生产基地转变成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到了1995年，香港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亚洲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和专业服务中心。
在全球化中角色的转变令香港经济结构转型。这一变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制造业缩减，金融服务、贸易及商业在本地经济中占据突出地位。经济转型虽然令本地经济保持增长，但是就业结构转变亦衍生了收入两极化和长期性失业等社会问题。在全球化的发展中，往往引发出新的社会不平等与社会分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人人可享的，很多人与行业更会因而受损。这正是全球化争端不绝的主因，其中弱势群体的困难就特别突出。可见全球化带来了社会分层的结果，令缺乏资源的社群更难以适应。香港政府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显得较为被动，没有很好地调控和平衡社会各方面的利益矛盾。
实事求是地讲，香港从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中脱颖而出的路径，是依靠个人创新的精神和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香港资本主义务必贯彻以“个人创新为中心”的理念。社会进步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回答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著发展和治理的成效乃至成败。创新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从而促成新质生产力的进步，实现供给和需求的更高水准的动态平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就是构建这种“新组合”的企业家、科技人才和文创人才。
美国经济为什么总是能不断从短暂低谷中实现爆发式发展？关键原因在于美国经济具有强烈的全球化特色，善于从世界各地吸纳富于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科技人才和文创人才，推动美国资本主义体系每隔一段时间就出现这种“新组合”，从而为资本和企业最大限度地获取超额利润。个人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没有个人创新就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香港经济没有人口规模优势，没有集体技术攻坚优势，没有矿产资源优势，也没有国际政治优势，香港只有尽一切可能发挥个体尤其是那些企业家、科学家、文艺家以及各行各业能人的创造潜力，才能在世界经济舞台重现昔日盛景。上个世纪下半叶，香港出现过包括皮革大王田家炳、皮带大王曾宪梓、电饭煲大王蒙民伟、钢铁大王庞鼎元、电影大王邵逸夫等在内的企业钜子，包括高锟、崔琦、丘成桐等在内的世界级科学家，包括金庸、梁羽生、黄沾、顾嘉辉、梅艳芳、张国荣等在内的文艺家。他们用自己的创造能力开辟了香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面对今日之困局，香港唯有培育社会个体主义文化，积极发现人才，尊重人才，鼓励创新，以个人创新驱动社会和经济发展，实现发展成果由个人和社会共用，才能在世界舞台与欧美等经济体一较高低。
所以，香港不仅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更要营造人才自由成长的环境。对于有特殊天赋的个人来讲，自由永远是最宝贵的资源和生态。特区政府要完善人才引进制度，积极为人才松绑，放松人才管理制度，做到人才为本、信任人才、尊重人才、善待人才、包容人才。自由宽松的环境才能源源不断地造就大批优秀人才，才能够培养出能人和大师。对待人才尤其是天才人物，要有足够的宽容，不要求全责备，不要竭泽而渔，不要论资排辈，不要都用一把尺子衡量，要让有特殊才能的人有成长空间和用武之地。
自由的人才成长环境也有助于革除传统资本主义存在的诸多弊端。传统资本主义发展停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自由资本主义蜕化成财阀资本主义、社团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孕育出一个只维护自身利益的特权官僚资本集团。只有那些敢于打破陈规的企业家、科学家、文艺家，才能发出号召，付诸行动，带领市民颠覆传统体制机制格局，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因此，对香港来说，推动个人创新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政治问题。我们决不能允许人才被埋没、被排挤，无论是卓有成就的国际高端人才，还是来自基层的各行各业的能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个人创新能力,从而带动激发和凝聚社会进步意识，香港才能实现良性代际更替和社会流动，打开大门让社会活力得以充分释放，成为新一轮全球竞争的胜利者。
发展型改革
在发展型改革方面，特区政府亟需接纳新的经济发展思维模式，为“一国两制”和“有中国特色的香港资本主义”提供物质基础。特区政府宜对中西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检讨香港过往的得失，并积极借鉴内地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欧美发达经济体为何能主导资讯技术革命以及为何能引领当前的人工智慧革命？自英国柴契尔改革和美国雷根改革以来西方经济制度到底发生了那些重大变化？欧美资本主义为何能战胜苏联取得冷战的胜利？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年均GDP增速达到9%、经济规模翻了40多倍，成功的因素有哪些？在解决自身发展问题的同时，国家又是如何引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用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思路？作为小型又高度开放的经济体，香港应该怎样摒弃本土主义、部落主义、保护主义陋习？又该怎样建立新的产业和经济增长点？还该怎样善用香港本身的普通法优势，扩大国际化的广度和深度，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香港深刻反省既有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势与劣势，对香港经济现状做出客观的评判。
特区政府宜全面改组经济管治机构，设立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重组财政司所属的部门组织，革新公共财政和经济发展的原则和目标，厘定全新衡量发展好坏的标准，包括如何消除垄断从而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如何确保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保持同步、如何转化经济活动成为社会资源、如何更好对接国家五年计划。
就具体政策而言，目前特区政府已经开始著重抓经济发展重点，有效提升国际竞争力，包括补齐高等教育中应用科技不足的短板，制定香港创科产业发展新战略；强化法律体系建设，建设世界一流的投资和营商环境；加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人工智慧技术革命中重构金融结构和市场生态，完善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积极发展虚拟资产，吸引全球资本等等。这些都是有益的举措。
仅仅有以上举措是远远不够的，香港还需要尽快实施如下经济体制改革措施：
1、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对现有各行业的牌照管理、监督管理制度进行系统性审查，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合理干预，特别要对来自内地、海外和本地的企业一视同仁，由市场依据效率和风险双重评估决定资源配置方向和领域，使企业能对要素使用做出合理决策，“入场”环节和“在场”环节统筹，提高全要素配置效率。
2、推出反垄断法，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大幅度放松监管，除了对为数不多的特定行业实行进入限制或经营活动管制外，其它行业和企业一律实现市场主体竞争地位中性，任何背景的企业都不能从免于竞争的保护中或者围标方式中获取特殊利益。只有让竞争政策有效发挥作用，才能产生优胜劣汰的营商环境。
3、优化北部都会区建设制度环境。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特区政府宜简化收储土地程式，缩短收储周期，扩大实际可开发空间和产业空间（当前北部都会区实际上总体只能增加约6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住宅和产业用地，用于科创产业发展的空间不足总规划面积的1%）；加强香港与内地产业融合，实现香港与内地产学研体系整体上连通，通过市场把香港高校供给的知识产品化；实现包括科研物资、人才、资金、资料等要素双向跨境正常流动。
4、利用内地的低要素价格优势，参与内地生产要素全球配置。内地有大量的资源、产品、资金、技术和劳务等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和全球配置，跨境资源配置效率在国家总体资源配置效率中的作用日益重要。香港可以凭借天时、地利、人和优势，既可以在内地建设制造业飞地，也可以与内地企业一同出海，从而在内地跨境资源配置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部分跨境资源高效配置，能有效提升香港全要素生产率。
然而，当前政策的重中之重是掌握土地发展权。内地的改革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逐步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与此类似，香港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可以从土地发展改革突破。经济产业政策和土地住房政策是香港经济改革的一体两面。特区政府向来把土地资源简化为生财工具，人为制造“饥饿行销”，通过供求失衡的价格扭曲放大土地收益，与利用高昂价格收购土地的发展商形成一种被牵引、被制约的关系，结果拱手把土地的供应、使用、规划等工作和权力交给地产商，导致香港陷入房屋供不应求、产业无所发展、地区发展失衡的怪圈。特区政府应该依法掌控土地发展主导权，订明政府在土地发展和住房供应的角色和权责，全面革新政府在土地征收、开发、管理及买卖方面的流程制度和治理架构。特区政府可以设立公私合营的市场化、国际化开发性金融机构，在中央财政的担保下向全球发行债券融资，与大量囤地的地产商协商，通过赎买的方式获得大面积土地，尽快解决房屋和产业建设所需土地问题。
这一方案有助于香港实现从土地财政到土地金融的转变。中央财政以公开担保的做法，支持香港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发行全球债券融资，可以募集数万亿港币的资金用于购买香港土地和进行公共房屋以及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解放生产力，迅速改善民生和经济，开发性金融机构也因此获得良好回报，无需中央财政实际注入资金就能清偿全部债务，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样就形成“中央担保-全球融资-城市开发-经济发展-偿清债务”的良性迴圈。这既能吸引国际资本流入香港金融市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包括发展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又能极大增强金融服务香港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顺利将资金引向形成新经济增长点的创科产业和关系到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北部都会区建设。在此过程中，也能为广大香港青年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和廉价公寓。
治理型改革
在治理型改革方面，特区政府的重点任务是实现公平正义。2019年修例风波过后，中央持续呼吁香港改革治理状况，以特区政府为首的管治团队做出积极回应，出台尝试改变社会现状的政策，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区政府长期依赖既得利益集团主导的发展路径，习惯了巩固利益倾斜的社会结构，因此提高特区治理水准的效果尚需时日。
管治团队中少数人仍然缺少对殖民主义的深刻批判和系统改造，而是倾向于采取避而不谈的暧昧态度。他们普遍以为只要教条地延续单一固化的既有经济结构就能维持香港的繁荣，甚至把贫富悬殊、阶层对立、资本垄断等问题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未能认识到要紧跟时代变化和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而善用积极的产业政策和分配机制有效促进香港社会经济转型。
管治团队有必要先刀刃向内，自我革命，大胆破除殖民主义束缚。第一，推动去殖民地化，强化国家和民族意识，重构香港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体制；第二，全面深入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治国历程，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经验，检讨原教旨资本主义的不足，激发资本的创造和创新能力；第三，确立“中国的国际化香港”地位，坚定不移地继续推动国际化，发挥香港对于国家、地区、全球发展的先锋作用，从亚洲的中心、世界的中心层面逐步重构香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
去殖民化过程往往是政治不稳定的时期。20世纪中叶，亚非拉国家纷纷从欧洲殖民统治中获得政治独立，成为新兴主权国家，但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表明，亚非拉社会无法摆脱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这些问题广泛存在于被殖民地区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心理中，造成当地西方派和本土派的冲突。这给香港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出了巨大挑战。如何走出历史的阴影，重新规范政府、企业、社会等多元主体的行为，明确各自权责，最大限度发挥协同效应，使整个经济社会运行有规则可循，行为结果可预期，需要特区政府选择崭新的思维和实践模式。
推进香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在机构设置上更加科学、在职能配置上更加优化、在体制机制上更加完善、在运行管理上更加高效。治理型改革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劳永逸，需要根据新的使命任务、新的战略安排、新的工作需要，不断调整优化政府治理体系，使之更好适应香港发展需要。
治理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精员简政，既要裁撤不必要的公务人员，减少财政支出，又要突出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顺应人工智慧时代的管治需要。同时，在金融管理、科技管理、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对机构设置和职责配置做出比较合理的设计和安排。这些调整是在分析香港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的解决方案。
推动香港治理改革，组织实施工作至关重要。要坚持不立不破、先立后破的原则，坚持有组织、有步骤、有纪律地推进治理改革实施工作。行政长官牵头总负责，加强统筹安排，设立协调机制。治理改革触及的问题较深，要谋定而后动，在工作部署和组织实施上要有机衔接、有序推进。要引导官员加强爱国爱港意识，顾大局、守规矩，正确对待利益格局调整和个人进退留转。当然，任何治理改革都要做到于法有据，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治理改革，立法机构要统筹做好相关立改废释工作。
总之，“发展—治理”是世界各国和地区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两大命题，香港应该借助社会各界达成的改革共识，用持续的制度创新处理好二者关系，做到二者各自发力又相互加持，实现发展与治理齐头并进。为了根治香港社会存在的体制机制顽疾，香港应该努力学习内地改革开放形成的诸多经验，以此为契机，推动全方位、系统性、根本性的社会发展和治理体制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香港资本主义，从而巩固中央权威，发展“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鼓励市场竞争，推动创新科技，扩大国际化广度和深度，维护法治社会，促进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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