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官僚

据说1月15日美国艾奥瓦州共和党初选后，聚首瑞士达沃斯的经济和金融界领袖都在讨论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影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可能不开始忧虑美国抽身的可能，俄罗斯总统普京相信是满心期待。

特朗普在新汉布什尔州初选再下一城之后，他在共和党内似乎再没有对手可言。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责成两名内阁部长，以应对一旦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的不确定局面。

轰炸加沙的以色列和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国家会怎样盘算？北约会否失去美国这个重要成员？台湾的民进党政府不知道能否靠赖美国，中国驻美大使谢锋照道理有向外长王毅提供分析和评估。特朗普回朝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可能太宏大而复杂，但不可能独善其身的香港将面对什么挑战或机遇，政府官员要早作准备。

维护国安居安思危　重振经济居危思安

这是未雨绸缪，是居安思危，是底线思维。特区政府不是不懂得这个道理，在基本法二十三条的立法工作方面，特首便强调要具前瞻性，应对千变万化的安全风险。不过千变万化的岂只安全风险？如果地缘冲突不息，甚至朝鲜半岛亦硝烟再起，如果利率持续高企，外资进一步流出，如果资本市场再一年一潭死水，吸引不到企业来港集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同样需要底线思维，未雨绸缪，居安思危。

然而，现在更似是居危思安——社会对经济前景忧心忡忡，司长却只强调新机遇、新发展。市民悲观，政府有责任稳住社会信心。但“说好香港”有时候可能适得其反，令人以为官员过于乐观，低估了问题的难度。正视和认同问题所在，反而有助重建信心，社会才能期望政府提出合理、可行的应对方案。

在立法会，有议员建议争取国际巨星来港举行演唱会，借此带动经济，局长竟说属商业决定，要由市场主导；有议员希望政府促进通宵经济活动，官员又说是商业决定，由商业机构视乎成本效益而决定。这样官僚的态度有如躺平，不但跟“把有为政府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起来”的要求背道而驰，与政府在维护国安时的底线思维、居安思危亦大相迳庭。

“一国两制”容不下官僚主义

正如居安思危不能够只在国安方面，有为的管治作风也应该体现在每一方面。在经济上积极有为，不是说什么都要由政府来做，事事都管。但政府官员得创造有利的条件，促成演唱会经济和通宵消遣。香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内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大有潜力兼取内地政府积极、欧美市场蓬勃之所长，成为中外皆称羡的独特城市。

甚至乎在国安问题上，积极有为也不意味要事必国安、动辄得咎。这只会是官僚主义的另一种体现。根据《国安法》，香港有责任依法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同时在《基本法》和普通法制度下，我们须恪守公平和平等的原则，秉持严谨的分析和类比推理。面对不同法理传统的碰撞，香港如何彰显法治精神，考验着我们的执法和司法工作。既不能“宁左勿右”，也不可“以洋为师”。

“一国两制”的重要意义亦正在于此。香港不只是国家改革开放、接通西方世界的桥梁，更是文明冲突的最前线。或者应该说，是化解文明冲突的最前线。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资本主义经济、普通法制度以及最终实现的民主普选，若能各取中外所展、兼得东西认同，将会超越殖民地时代的中西文化交汇阶段，在廿一世纪后殖民世界成为文明互鉴乃至文明更新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