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下的主流价值观

马丁沃尔夫在《金融时报》坦言七国集团的经济主导地位已经成为历史，必须接受中国现在是经济超级大国的新现实。但他只说对了一半，却看不到即使在五十年前，七国作为世界经济龙头的时候，亦不应该垄断国际经济秩序。这是万隆会议的精神，不结盟运动的主张，七十七国集团的诉求。

六国集团不只诞生在石油危机之后，当时发展中国家亦刚促成联合国通过《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这份宣言批判国际经济秩序向发达国家倾斜，直斥“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没有为国际大家庭的所有成员公平分享，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发展中国家只享有世界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六国领导人每年举行峰会，除了是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协调货币政策，本质上亦是在维护既得利益，保持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优势。

历史证明了新秩序宣言只是一次对旷野的呼喊。世界转眼间被列根和戴卓尔夫人带进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继而拥抱华盛顿共识和经济全球化，跨国企业浩浩荡荡地进军各国各地，在发展中国家收割红利。

亚非拉要梯子　欧美不够进步

对于非洲国家，来自阿根廷的教宗方济各看到经济殖民主义，斥责富裕世界的剥削，特朗普眼中却只有“shithole countries”，没想过美国多少财富是来自对他人的剥削。美国人以为自己的成功是美国梦的实现，西方以为经济成果来自市场竞争，对于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却视而不见。

奥斯卡今年才诞生第一位亚裔影后，不是因为亚洲电影人以往不够好。杨紫琼不讳言说，廿多年前《卧虎藏龙》的演员早就值得奖项肯定。换句话说，不够进步的不是亚洲，而是荷里活。这就是她作为马来西亚人，看到世界的另一面。中国生产的飞机现在才商业载客首航，非洲人挤不进世界百大富豪榜，南美洲没有自己的服装王国，与其说是亚非拉国家的落后，不如说是世界不平等使然，后来的人没有梯子向上爬。

香港迷信神话　社会利益固化

香港在上世纪作为被英国殖民管治的地方，有幸地沿梯子往上爬，在八十年代经济起飞，由亚洲四小龙到成为最富裕经济体之一。不少人却抱持落后与进步的线性对比，总是带着欧美视角看世界，甚至自诩为西方社会的一员。即使香港曾经有四大洋行垄断经济，后来又有四大地产商取而代之，但相比起剥削和不平等的经济结构，更多人以白手兴家的李嘉诚为崇拜对象，以为自己能够成为下一个成功例子。佛利民从芝加哥跑来给我们所谓的自由市场贴金，令狮子山精神的神话更加牢固深刻。

根据这个神话，香港凭着拼搏精神，由小渔村发展成为国际大都会。飞机降落启德机场，象征着五六十年代英美洋人来到这个亚洲城市，带来英语和现代化。航班由启德起飞，带着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人冲出亚洲，完成了香港成为国际城市的蜕变。启德和国泰充满了那个时代的符号意义，叫人忘记了多数香港人其实只能够在九龙城的唐楼仰望天际。即使今天香港富裕了，而且有廉价航空作选择，但不少基层还是无缘乘坐飞机。我们的官员以为航空体验能够增加基层孩子的自信，却从不解决利益固化的社会结构。

平等理念从缺　居高俯视他者

回看香港半个世纪，火红年代国粹派流露爱国主义，迎接九七官方强调繁荣稳定，回归以后社会高举民主自由，“平等”二字却一直缺席于主流论述。土地正义和反华尔街的呼声曾经昙花一现，对经济剥削的批判——不论是国际的抑或本土的——始终不及赶上市场快车重要。更多人希望成为资本世界的赢家而非关注输家，更遑论改革游戏规则。

放眼世界，香港着紧的是如何与纽伦比肩。此“香港”实际上非香港，而只是指中环。富裕、国际化、英语为主，中环的精神距离更接近纽约第五大道或者伦敦金丝雀码头，总之不会是地理上仅几公里之距的深水埗。中外国家的城乡差异在香港以更短的距离、更大的鸿沟呈现。资本、进步、现代、国际化、西化几个概念纠缠重叠，居高临下地俯视站在对面的劳动、贫穷、落后、东方。

解殖不是去英语、去国际化

曾几何时，亚洲被称作“东方”或者“远东”，不被认为有主体性，只是依附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今天全球经济治理却正在进入“亚洲时刻”。不论用文明进步的角度看，抑或是出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已开始改变，而且变化还会更大。七国集团正在拉拢全球南方的支持，查理斯加冕大典引发了反阶级示威，奥巴马借着《我工作故我在》质疑财富不均背后的经济不公。在国与国之间，在各个国家之内，公平、平等是愈来愈重要的价值。

香港结束了殖民统治将近廿六年，对于不平等的社会及经济结构却始终缺乏深刻批判。官员议员至今仍在宣扬所谓狮子山精神，空谈自强不息、善拼敢赢。这本身就是昧于殖民主义的结果，看不到以竞争为包装、实际上的结构不公和剥削。解殖并不是去英语、去国际化，而是重构平等的关系和视角。如何看待西方、看待英语，跟如何看待贫富、阶级、剥削其实就是同一件事。着重经济公平的北欧国家普遍较为文化包容、社会共融，并不是偶然的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