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积金难助退休　李家超有何办法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能源和粮食危机，美国因为量宽过度而面临恶性通胀，中国监管风暴以及内房危机，加上尚未结束的新冠疫情，环球金融市场下挫已是不用看新闻也人所皆知。但当积金评级公布上月强积金平均每人亏损约5千元、年初以来累蚀3.85万的时候，那种切肤之痛却是截然另一个层次。

强积金的问题耳熟能详。对冲方案虽然在6月已经通过取消，但估计要等到2025年才能实施。官员自诩基金开支比率已经降至今年3月的1.39%新低，乍听之下好像不错。然而对比澳大利亚的退休金管理费仅是0.3%，西班牙是1%，英国更有法案规定基金开支不能超出0.75%，香港只怕要用“相形见绌”来形容。

强积金、年金、长生津三支柱

强积金今年大幅“缩水”，8月平均账户结余已跌至22.74万。即使以退休提取的30多万金额而言，要应付在香港退休后的生活所需仍明显不足。金额本来已经“鸡肋”，近日又有立法会议员再打强积金的主意，建议让市民提早领取强积金以作首付买楼，重弹2017年积金局之老调。先不说20多万的强积金对今时今日在香港买楼难有多少帮助，以置业作为退休保障也只会加剧有楼者和无楼者的贫富差距，令病入膏肓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更尾大不掉。

强积金难助市民安享晚年，上届政府的劳福局局长罗致光便积极推动年金计划，以此作为香港人退休保障的另一支柱。他曾经这样举例：“一位65岁的男士退休时，积蓄加上强积金合共有200万元，若保留35万元，余下165万元购买公共年金，每月领取9,570元，仍符合资格领取长者生活津贴每月3,815元。”乍听可行，但即使不说像今年的强积金大幅“缩水”逆境，退休时能取得的金额也必然远远未到200万元，换言之只是期望市民自行积蓄，那又谈何保障？年金计划至今仅万多人投保，只怕已说明了其局限所在。

在强积金和年金以外，政府还设有银色债券和长者生活津贴。惟前者三年所赚之利息只能聊备一格，后者给予合资格单身长者每月3915元，但即使加上强积金，要应付百物腾贵的香港生活，只怕仍然捉襟见肘。

“社会责任以及维持社会公义的需要”

以数论数，长生津的金额较以往还要退步。香港早在1994年曾计划推行老年退休金，当时订于入息中位数约三成，相当于现在约莫6千。再者，老年退休金不会好像强积金般受制于打工仔的收入，亦不用承受金融市场的亏蚀风险。以性质来说，老年退休金方为真正的老有所依，由政府保障基层退休生活，强积金更似是个人投资，多赚多取而少赚少收。

当年港英政府不堪商界压力而收回方案，改行强积金就是余下的历史。时任议员麦理觉曾反问当局，“我们怎可以任由经济继续蓬勃发展，让部分市民获得他们连做梦也没有想过的财富，但同时却将数以十万计曾经付出劳力帮助创造这些财富的置之不理？”，并批评一些人“根本不认识应有的社会责任以及维持社会公义的需要”。现在的语境看来，如此说法甚具共同富裕的意识，在贫富悬殊更为严峻的今天更显铿锵。

要让香港人老来安享晚年，健全的退休保障制度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份条件。归根结柢，若市民在四十多年的工作生涯中得不到应有回报，未能合理地分享劳动成果，又如何体面退休？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是财政司司长的职责，是商经局局长的责任，但要“提升所有市民的生活水平，让大家都可以分享到发展的成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的角色也是不可或缺。后者分属政务司辖下，政策规划不知道会否因而有所影响。但比起架构隔阂，更大的挑战肯定是来自施政理念是否价值阙如。正在草拟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的特首李家超会否改革经济和社会结构，体现公平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