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廿五载　回首百年路

七一前夕，风雨交加。相信不少香港人犹记得，廿五年前的6月30日晚上也是如此。那时香港交接仪式在湾仔会展举行，外面一直下着滂沱大雨，雨势在7月1日更加达到黑色暴雨的程度。风雨在夏季本属平常，历史的巧合性不无穿凿附会之意。但前尘不妨回首，从历史中俯拾智慧，这对思考当下以至未来的路往往有所裨益。

回首百年，1922年是华盛顿会议落幕之年。会上民国政府成功争取日本归还胶州湾德国租借地以及英国同意归还威海卫，惟中国三名全权代表之一、驻英公使顾维钧对于九龙及新界租借地的讨回无果，英国政府以香港岛防卫之需为名拒绝交还。及至1942年，也就是距今八十年之前，国民政府与英国磋商平等新约，彼时邱吉尔政府再次拒绝讨论九龙问题，蒋介石为存大局而妥协了事。弱国无外交的前尘往事，诉说着香港问题的历史渊源。

形成中的香港人身份　推动中的中共方案

七十年前，1952年香港首次以“香港”名义派出运动员参加奥运会，远卦芬兰赫尔辛基。四名泳手虽然无牌而还，但张干文此等游泳好手至今仍为人称道。至于六十年前的1962，那年内地的三年大饥荒才刚过去，深港边境再次出现新一轮的大逃港，多达三万人在上水华山等待香港亲友应接。同年九一，十号台风温黛袭港，夺去183条无辜性命，加上翌年的制水，南下避秦、同甘共苦有如香港一代人的烙印。那时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逐渐成为日后香港人的身份底色。

五十年前，1972年港督麦理浩发表其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十年建屋计划即使到了今天仍被捧为德政，显著改善了万千市民的生活环境。相对之下，同年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去信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要求将香港从非自治领土名单除名的一段历史却少人提及得多，以至中国对不平等条约以至香港主权归属之严肃立场在半世纪后仍为不少人所弄不清。或许这就正如许多人经常谈到四十年前，访问北京的戴卓尔夫人在步出人民大会堂时跌倒，但同样在1982年中国政府在邓小平指导下完成修宪，加入第三十一条为“一国两制”提供法律基础的历史却少人提及得多。虽谓中共对于香港抱持“长期打算，充份利用”的弹性策略，但其对解决香港问题、恢复行使主权的工作其实在有序推进，应该为我们更充份地认识。

未解决的经济社会矛盾　走向激化的政治冲突

二十年前，回归五载。其时特区政府推出“孙九招”，包括取消拍卖土地、结束居屋计划等，虽然对楼市起了刺激作用，但不出数年恶果已有目共睹，过热以至严重扭曲的楼市尾大不掉。同年董建华推出高官问责制，但不见得嗣后官员便积极有为，敢于承担。那时立法会的建制派和民主派仍然不是敌我矛盾，大主席范徐丽泰也获李柱铭力挺出选港岛。那年的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如今七十有七，其任内推动的通识科在此廿年间经已生而复死，他本人则至今仍在行政会议中为管治香港出一分力。与他同届的司局长中仍然活跃于当今香港政坛者仅叶刘淑仪一人，也就是今年七一起的行会召集人。

香港社会曾历零八年因汶川大地震与北京奥运而来的爱国高峰，惟随后陆港矛盾日益尖锐，及至十年之前的2012年，先后发生反对国民教育运动和光复上水站事件。梁振英未上任已预告将执行“双非”孕妇分娩零名额，上任后又叫停国民教育科工作，不无缓解香港怨气之用。同年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更设超级区议会议席，让香港的民主化进程不至于原地踏步。可惜之后的历史我们都清楚，经济和社会矛盾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政治分歧日渐演变成纯粹的力量冲突，五年内先后引发雨伞运动、旺角骚乱和反修例示威。

回溯一个世纪的历史节点，未必是要知兴替那么恢宏远大，但将香港放为宏观的路径轨迹来看，我们才能把问题看得清楚透彻，想通香港应该发展的出路，不至于被一时三刻的环境弄得眼花撩乱。毋庸讳言，当下不少人认为风雨交加就是香港的写照，灰沉茫茫是普遍的心境。但借用着同样的隐喻，我们也不妨穿凿附会地说，阴天雨天只是一时，蓝天白云才是盛夏之常态。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6月30日）抵港时所言，“历经风雨后香港浴火重生，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前路纵有风浪，但只要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下一个廿五年必然可以比过去的廿五年繁荣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