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福政策花廿五年才走一小步

本届政府任内社会福利政策取得一定成绩，包括2018年始行高额“长生津”，到今年扩大“二元优惠计划”适用年龄范围与交通工具种类、月初通过落实取消强积金“对冲”法案，而社会福利署也于日前公布今年9月开始合并普通及高额“长生津”，可是总体而言许多措施皆属“锦上添花”而已，彻底性的改革依旧欠奉。

即将卸任的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发表任内最后一篇网志，形容应届政府正式启动“香港社会福利开支增幅的第三波”，因为本届政府社福署开支高达57.2%、属于“历届之冠”，而且主要增加的是社会保障开支。与此同时，他又认为不应该用“剩余社会福利模式”的概念来理解本港社福制度，又指近年“生果金”、“长生津”等项目都不是此一模式。

现届政府成绩未宜夸大

需要指出的是，罗致光网志引用的是今年社会福利署预算帐目，而非特区政府与其他公营机构合计用在整个社会福利范畴的实际开支。如果改看回归以来历年港府公共开支总额，同时不重复计算换届年份的财政情况，可以发现首四届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增幅为38.8%、5.4%、24.3%和48.5%，但今届政府按2021/22年度修订预算数字仅得47.8%，根本说不上是“历届之冠”。

至于罗致光试图以自己经验证明近30年学界已不使用“剩余社会福利模式”概念评论香港政策，似乎亦跟事实相悖。去年出版的《亚洲福利国家系统融资》一书里，前城大副教授陈国康便直接写道“虽然自1970年代以来社会福利计划有了颇大扩展，但近期政策变化却可视作回归剩余主义和个人自理风险的证据”，可见罗致光说法反而更像是迁入官府后脱离学界的表现。

不过罗致光网志倒有一点说得很正确，那就是香港的社会福利服务“仍只是在追落后，与社会需求仍有一大段的距离”。他与现届政府任内是否真正做到其声称的建立基础尚待观察，但新一届政府未来确实需要继续努力改善社福政策、扩大当局负担责任，不能再满足于沿袭“剩余社会福利模式”的政策措施。

回归以来社福进展有限

回归25年以来，香港贫富悬殊情况愈趋严重。2001年除税及福利转移前后的坚尼系数分别为0.525与0.470，2016年数字则为0.539与0.473，两者都出现了明显增幅；尽管2021年人口普查的最新数字尚未出台，但估计也会延续相同的上升趋势。无论如何，既然福利转移后的坚尼系数不减反增，那无疑显示了政府在社福方面的功夫下得不够。

最能够体现社福政策进展不足的例子，要数全民退保争议。回归初年已有零星声音尝试争取全民退保，其后随着强积金负增长、人口老化加剧，相关诉求变得更为强烈。上届政府为此进行公众咨询，普遍民意认同无审查的“不论贫富”方案，然而当局预设立场向“有经济需要”方案倾斜，加上罗致光又一直推销自购“年金”，使得官方全民退保至今始终无法成事。

再者正如港大荣休教授周永新指出的，港府社福近年开支大增纯属“数字错觉”，当中多数投放到“长生津”，轮候资助院舍等其他服务均无甚改善，甚至可能埋下日后财政隐忧。长远来说，主事官员必须摒除昔日守旧因循之见，不能死守“量入为出”财政纪律，需要考虑大刀阔斧开征新税，借以支持政府加强对市民的社会保障。

归根究柢，包括社会福利在内任何政策，结果都应该以社会实际感受到的功效作为衡量指标，而非官员透过堆砌一堆数字或者个人理解自我满足就行。特别假若政府消耗开支多了，社会大众却没更多受惠，那肯定意味着过去做法存在流弊，应该尽快改弦易辙才对，而非只知道在有缺陷的旧基础上原地踏步、小修小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