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运动员创佳绩　文体旅局任重道远

亚洲杯外围赛港队周二（14日）虽然以零比四不敌印度，但仍以小组次名出线，为54年来的首次晋级决赛周。队长黄洋表示与全港球迷一样开心，民政事务局及立法会议员霍启刚则分别在社交平台为港队打气。

香港过去曾经三次挤身亚洲杯决赛周。1956年第一届亚洲杯，香港以主办地区身份自动获得决赛周资格。其后在1964年及1968年两度晋级决赛周，但两届均未尝一胜，敬排末席。

港队与杰志齐创佳绩

除了教练的逼抢策略、球员的发挥出色之外，亚洲杯自2019年起将决赛周名额增加至24个，而港队在今届的分组赛对手亦包括了实力较弱的阿富汗和柬埔寨。种种原因之下，港队在相隔54年后终于重返亚洲杯决赛周，振奋香港人心。

此外，包括了不少港队成员的杰志早前在泰国集训及出战亚冠杯，亦操起了球员的状态。杰志早前在亚冠杯分组赛中先后击败清莱联以及逼和神户胜利船，以两胜一和一负的成绩，亦成为首支打进亚冠杯16强的香港球队。

镁光灯以外的精英运动员

要数香港体坛的佳绩，当然不只足球层面。早前在首尔举行的亚洲剑击锦标赛，江旻憓便夺得女子重剑个人赛金牌，而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张家朗，亦拿下男子花剑个人赛金牌。去年7月曾经掀起的东京奥运热潮至今过了接近一年，社会对运动员的关注难免有所退却，但他们仍然无比努力，屡创佳绩，值得我们的支持以及政府政策的鼓励。

政府虽有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的“三化政策”，但正如我们曾经指出，全职精英运动员若未能在顶级赛事中取得佳绩，每月津贴可能只得几千元。一些运动员甚至为了更安稳的生计，被迫放弃体育事业，不利香港培训有潜质的体育人才。另一方面，“三化”政策未能针对体育产业化，亦为目前体育政策的一个弱点。

财政难题容易造成恶性循环

以足运为例，政府虽然曾经提出凤凰计划，每年预留多达2千万元给香港足球总会，但成效仍然有限。百年球会南华在2017年因为资金问题而由港超自愿降班至甲组，便说明了欠缺商业化、靠班主财政支持的“老细足球”并非出路。而港超联在来季的队数至今也未敲定，若然不足九队参赛，那么连参加亚冠杯的名额也会少于三个，本地球坛对于高质球员的吸引自然大减，容易陷入竞争有限及实力难以提升的恶性循环。

就数据来说，足总在2019至20年度的门票收益、商业积助等仅占总收入15%，政府及香港赛马会的资助则占高达七成，可见香港的体育产业远远未能实现商业化。先不说欧洲和英国的球会往往有庞大的门票、广告和转播收益，就连日本也在政府的商业伙伴配对、税务寛减等政策推动下，令中型体育总会的商业收益占比增加了一倍。香港政府明显须要做得更多。

产业化政策仍在研究阶段

梁振英政府2016年在民政事务局辖下增设体育专员，职责是协调各决策局和部门、体育总会及相关组织，推动和落实政府的体育政策目标，即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和盛事化。因东京奥运延期，首任专员杨德强又延任至今年10月才届满。与此同时，亦因为东京奥运的佳绩，特首林郑月娥在其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及，要研究在“三化”以外也追求体育专业化和产业化，并由民政事务局局长主持探讨体育产业发展的工作小组，向其提交报告。惟不知是否受原局长徐英伟的离职影响，相关工作未见有多少进展，民政事务局仅在今年4月表示已聘请顾问公司，研究如何进一步支持香港体育产业发展。

现届政府已快将卸任，而新一届政府亦将设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对体育的重视程度显然较以往为高。不管局长是否如外界盛传般由现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出任，亦必须对促进体育商业化有全盘方略。再者，按政府的计划，体育专员亦将采取新选拔聘任机制，同时内部及公开招聘，以找到更合适的人选。文体旅局将选用什么人来担任此首长级职位，统筹体育政策，必然亦将关系香港体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