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国安　恐惧不必蔓延

周一（6日），有报章报指不少中小学校因应《港区国安法》而“自我审查”校内图书馆的藏书，被下架的书籍尤其以中国政治文化、社会运动以至历史书藉为主，社会学家金耀基的《中国政治与文化》亦被部份学校下架。有教师受访时指称这是由于政府并没有提供具体审书准则，校方未能分办书藉是否符合“《港区国安法》的红线”，因而迳自“自我审查”。

国安法对一些教师而言仍然是新事物，他们可能想回避政治争议，担心一些书籍可能被指控为引起对政府的仇恨等而触犯国安法。然而，若把励志书籍都归纳为有风险的刊物，例如突破出版社的“火柴人系列”只是鼓励年轻人“与其咒诅黑暗．不如燃烧自己”却被下架处理，甚至有儿童图书因为提及“活着要自主才有意思”便被忧虑字词与政治口号相近而过不了内部审查，这种处理方式亦未免过于不假思索。

“红线处处”还是“人云亦云”？

如果我们都同意社会不应该陷入“自我审查”的风气，并批评政府散播恐惧，我们便亦应避免成为恐惧蔓延的“帮凶”。面对所谓恐惧“红线处处”的社会气氛，我们更应该认真认识国安法以及其标准，从而才判断相关书籍是否有违法之嫌。更何况书籍若然在政府辖下的公共图书馆可借阅，我们亦可合理推断该书籍应没有违法问题。

中小学或许将责任都归究于政府的姿态模棱两可，因而才要以“有杀错、无放过”的方式下架书籍。对于教育局去年2月向学校发放《国家安全：学校具体措施》的指引，指出学校应确保“校园范围内（包括建筑物、课室、壁报板等）展示的字句或物件，当中包括校园内的书本（包括图书馆藏书）、刊物和单张没有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内容”，教育界一些人士批评指引未有进一步厘清怎样的书籍、刊物属“涉及危害国家安全”。

让社会认识国家安全的契机

面对这种情况，局方只重申已有指引的话，显然不足以令学界懂得如何处理。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周一（6月6日）表示“如果真的遇到问题需要教育局提供支援，他们当然可以向我们提出”。诚然，学校应该主动地要求局方厘清哪些书籍不适宜出现在学校之内，而不是自我审查地把凡有风险的书籍都下架处理。但反过来说，局方更可以主动地提供更多指引给校方、教师。

一些书籍本来有助客观、中立讨论社会进程和历史发展，若然被排斥于学校图书馆之外，其实会是学校的损失。而且检视书籍的过程本身亦是思考和认识何谓犯法和国家安全的机会，尤其值得当局把握，让学校和社会都能更中肯、正面地认识国家安全，而非被一再污名化。

国安“红线”无疑是不少市民所关注的议题，日前六四事件33周年，特首林郑月娥及候任特首李家超亦被问及悼念六四事件的“红线”在哪里。正如我们不应该认定烛光集会悼念六四这场爱国民主运动会违反国安法，我们亦没有必要假定某些题材或某些作者的著作必然地违法。去除忧虑的最好方法便是把问题说清楚，而政府就更不能被动、消极应对。

新政府矢言希望社会能“同为香港开新篇”，而社会既然纠结于自由和权利的界线应该如何拿捏，各个界别应如何自处，那么新政府便应更积极地阐明国家安全的界限，让社会真正能够同开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