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福局不应忘却收入再分配的任务

在刚过去的星期天（8月15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发表网志讨论本港的扶贫政策，首先重申他于2013年提出的看法：“香港主要依靠巿场的运作来决定收入的分配，而唯一可以影响收入分配的政策工具，便只有法定最低工资”，然后又说：“产业政策、劳工政策及会影响劳工供求的社会政策，都会影响收入分配”，但却坚持相关范畴不属劳福局的职掌范围，所以自己一般无权过问。

不过，他声称局方能够直接影响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主要只有制订法定最低工资、检讨政府涉及非技术员工的外判服务，此外又选择性地引用了2011年与2020年所有低技术工人名义平均薪金指数与清洁工、保安员平均每月工资统计数字，认为其间三者增幅高于法定最低工资水平，“主要是由于在这段期间劳工供求的变化，以及香港整体经济增长所带动的薪酬增长”，字里行间依然可以看出对市场分配收入的依赖。

只要看看罗致光没提的其他职业收入，就能知道市场对分配收入的作用不一定是公平。举例来说，同样是在2011年底至2020年间，信差与办公室助理的平均月薪就只上升了32.2%，增幅略低于同期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的33.9%，那是否表示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就获得了应有的保障？当所谓“劳工供求的变化”、“整体经济增长所带动的薪酬增长”等市场因素能低到负数，难道不正正是政府应该有所作为的时候吗？

引用马克思未得其要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罗致光网志其中一个注脚居然批评“太简单的说法指香港工人未能分享经济的成果，只属政治的语言”，接着甚至还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分析来佐证“若说香港工人不能分享所有经济增长成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便永远是真确的”，但有读过该书的人都知道，《资本论》主旨绝非简单地分析和默许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劳工不能获得应得收入分配，而是预言它会走向资本垄断集中、工人组织反抗和群众剥夺资本家。

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鼓励学生细读包括《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原著，而且更强调《资本论》前身《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已经出现的“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构想。况且《资本论》也提过劳工价值规定应该包含“道德的因素”、其薪酬回报“要包括工人的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才能容许市场持续发展，为什么局长又不引用这几句分析来支持进一步提升本地法定最低工资？

回想今年2月，罗致光决定将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维持在每小时37.5元，并且拒绝劳工界关于“一年一检”的要求，而《资本论》首版序言一早已经呼吁当时的统治阶级，“不管有没有较高尚的动机，也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显然可见罗局长做法就跟马克思论述南辕北辙，倒过来将法律用在保护资方而非劳工权益，忘了该局的使命是“保障劳工权益及改善弱势群体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