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多声道｜传统文化为香港资本主义良性发展奠定土壤

习近平主席曾经指出，我们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建设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内地将继续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坚持分配的社会主义特征和内涵外，著重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统一”性，充分利用资本推动财富增长的积极性和提高人类生活品质的创新和创造能力，矢志建设市场高度发达的混合经济体制，不断解放生产力，通过对外开放大力整合境内外经济要素，促进经济持续繁荣稳定。

来稿作者：香港紫荆党

作为中国的地区性经济体，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更要在两种社会制度的“统一性”方面下功夫。除了破除行业垄断、建立公平的市场和鼓励创新创造等共同元素之外，包含儒、释、道、法、墨等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也可成为连接内地社会主义和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纽带，成为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共同土壤。

中华文化追求大同与公平

中华传统文化是具有多元相容、化异融合、自我扬弃特征的整合型系统，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同时相容吸收法家、道家、墨家、佛教等其它思想，形成一套源远流长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必然是对这一多元整合型文化系统中优秀元素的继承和传扬，然后汲取其它文明的养分，为我所用，综合创新，推陈出新，而不是故步自封，画地为牢，抱缺守残，反对文化发展和拒绝外来文明。内地的社会主义和香港的资本主义都是现代性社会制度。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包括资本、监督、军队和工业，而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资本增值、社会秩序、国家安全和工业化，而中华传统文化有潜力从这四个维度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轴是历代官方推崇和传播的儒家思想。在政治层面，古代中国通过科举制形成了最高决策层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制度体系，而它的基础正是主张天下为公的儒学思想。士大夫对儒家“大同”社会理想的追求，造就了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现代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渐把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其理论和实践，从而越来越具有鲜明的中西合璧特征。

在经济层面，儒家既肯定财富对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也支持公平分配原则，主张财富相对“均平”。孔子认为财富是人们生存的基础，“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即人不是“匏瓜”，必须要吃饭、要挣钱过日子；认为财富是可欲可求的，明确指出“富而可求也”。与此同时，儒家主张社会财富应该均衡分配，这无疑体现在孔子的两个著名论断中。其一是“周急不继富”，其二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儒家主张公平分配，让人人各得其所，而不是由少数人独占和独享社会财富，这与内地推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是一致的。

资本主义香港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延续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在港英时代，英国文化主导了官方层面，但中华传统文化在市民社会中薪火相传，并没有出现内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断层。在不同时期从内地过来的“南来文人”与宗教人士，坚持中华文化传统，弘扬儒学、孔教、佛教、道教等，在香港建立起中国传统文化的长城。

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在香港的发展，可以起到巩固“一国两制”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际关系的论述不多，而儒家的天下观则是对基于无政府状态中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救济。儒家追求建设一个超越国和家的“天下为公”的终极世界，天下观是一种比较和谐的世界秩序观念，有助于处理全球公共利益问题，有助于保护小型经济体的利益，有助于平衡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深受中西文化薰陶的香港人，可以在这种尊崇人类共同行为准则和价值基础的天下观中与现实和解，建构自己立足于“一国”的“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人”身份。

兼顾资本的逐利性和社会性

香港存在一系列深层次社会矛盾，特别集中于经济和民生领域，而中华传统文化是解决这些矛盾的有用工具。资本主义社会的儒学实践，其追求的目标就是建设“良性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为强调公共利益的儒学提供了空间，而资本和企业的成长也存在对儒学的需求。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企业的商业行为不能仅仅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必须满足有关的社会需求，在促进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来创造新的产品、服务和价值，最后实现资本增值和企业持续发展。兼顾资本的逐利性和社会性，这正是儒学思想对资本主义良性发展的要求。香港拥有一批爱国儒商，他们把中华传统伦理运用于企业的组织、管理、合作、竞争、发展和创新之中，对社会怀抱责任感，对国家怀抱忠诚，是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可以倚重的力量之一。

当然，中华传统文化与香港资本主义的结合将是一个长期推进、拓展和深化的过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就能完成的，而且中华文化也需要在新时代与时俱进。比如说，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儒学的理论和实践就存在比较大的差距，一直在不断相互印证与磨合。自秦朝统一中国后，没有任何大一统的王朝存在的时间超过300年，究其根本，土地兼并导致的贫富不均、特殊利益集团腐化导致的政府失灵是最主要的原因，这既是统治者没有贯彻儒家治国理念的后果，同时也暴露出儒家思想在实践层面上的不足，因此儒家学说需要通过接受包括法家、墨家以及西方理论等在内的其它思想元素来实现自身的升华。

如果我们把英国思想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结合起来看，归纳他在两本书中表达的观点，其核心思想就是政府和资本都是“必要之恶”，就像有些传统方剂里面的关键中药材，虽然含有毒素，但只要进行合理配伍就可以显著降低其毒副作用，起到治病救人的功效。政府和资本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用，可其影响力不能过于膨胀，需要强大的“社会力量”对其加以制约，也就是说，世界上必须要有权力不能占用的资源，必须要有金钱购买不到的产品和服务。这是我们在香港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发展良性资本主义进程中需要借助的西方思想资源之一。

作者香港紫荆党成立于2020年，现任主席为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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