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波疫情｜死亡率计算法多样　偏废其一不如兼听

本星期一（3月28日），香港大学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繁毅表示，本地感染新冠病毒实际人数可能已经有400万人，他称以此作为分母估算整体死亡率其实仅得0.18%，稍高于季节性流感的死亡率。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其后认同孔繁毅的看法，承认实际病例高于呈报人数且死亡率计算应该考虑此点，但又强调官方预计四分一人口染疫的数字低于学者估算。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于2020年8月发出的《估计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死亡率》科学简报文件，可用来评估感染疾病者死亡所占比例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感染者死亡比（Infection Fatality Ratio，IFR）”，即因该疾病死亡的人数除以感染人数；第二种则是“病例死亡比（Case Fatality Ratio，CFR）”，即死亡人数除以监测呈报确诊的病例数目。

感染比更准确但难获知

孔繁毅与林郑月娥日前支持的死亡率计算方法，实际便是世卫文件所提到的IFR，而IFR亦真的对于评估疫情的死亡率更为准确。世卫前年更直接鼓励各国“在可能的情况下估算IFR”，又引用了当时在瑞士日内瓦、斯德哥尔摩两地进行的研究结果，认为全球范围内的新冠病毒IFR估计值约为0.5%至1%左右。

不过，世卫文件同时指出“为了准确地测量IFR，必须知道该疾病的感染数和死亡数的完整资讯”，甚至应该进行人口抽样血清学检测才能得到较可信数字，而这种资讯在疫症流行期间不易获取。尽管世卫认同可以对IFR“使用日常监测资料对疾病严重程度进行估计”，但它亦强调各方必须清楚“解释其估算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偏倚”。

现时港府与专家试图采取IFR的计算方法，显然没有经过血清学检测等手段来估计感染者总人数。再者当局与大学估计总感染者数字相差逾倍，加上死亡个案初步分析竟有三成多是未必直接相关，也分别说明了香港IFR的分母、分子两者准确性皆成疑，可见我们根本没准备好估算精准的IFR，切忌操之过急向社会公布过低的IFR，以至传达病毒致命性有限的错误讯息。

病例比仍然有参考作用

相对于IFR，CFR将其分母限于根据监测系统发现的发病人数，导致它在反映传染病整体严重程度的准确性会略为降低。但也是因此CFR倒变得更能突显一场疫情突然爆发对于当地患者的致死性如何，以及用来评估当局已实施公共卫生措施的具体效用以至检测疫情能力，可以说它和IFR对于社会有不同的参考作用。

世卫认为对CFR的高估主要源于轻症或无症状感染者未获呈报，而此一问题近月在香港已经透过接纳快速抗原检测得到克服；至于对CFR的低估则主要是来自染疫死者在呈报确诊前身故，然而本港现时对新冠死亡个案的查知方式已经包含检验尸体。由于有着上述措施，所以本港现时的CFR相对来说已经比较精准。

事实上世卫为了防止死亡率计算出现过多波动，还建议过于疾病流行期间只计算已消灭的病例，亦即把死亡人数除以死亡人数加痊愈人数来得出一个临时CFR，借此避免各种病例延误申请所导致的偏倚。当然这条公式放在今天香港的话，难免就会得出一个更高的死亡率，政府与社会各界大概亦不太愿意看到。

无论如何，新冠疫情在香港已经确确实实夺去了数千人的性命，采用任何一种死亡率计算方法都不能够减轻它们的重量，官员、专家和社会必须谨记他们并不只是一则则数字。比起争辩哪种计算方法更能够反映实际死亡率，当局与专家大可以将前述几种公式得出数字并列出来，既好让公众与国际自行判断，亦能展现数据公开透明之利，然后让大家心力继续集中于救急扶危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