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发局应专注建议政策落实

金融发展局在本星期一（7月19日）发表了新一份年报，财务报表显示其营运费用由2019/2020年度的2564.5万元进一步增至2020/2021年度的3119.6万元。另外在董事会报告书里，该局表示未来将会继续采取政策研究、市场推广及人力资源发展三管齐下的方针，研究主题仍然围绕“绿色及可持续金融”、“金融科技”、“资产及财富管理”与“内地及世界各地的金融联通”四个方面，市场推广则开始执行一个以全面、全球性及社交媒体为重点的策略。

前任行政长官梁振英的竞选政纲当初提出“要成立政府与行业协作的‘金融发展局’，推动香港作为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负责促进金融业发展，向外地推广香港金融业”，到2012年6月他设立相关筹备小组，并于次年1月正式成立该局，确定其工作目标包括“就开拓金融市场和加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的策略和措施，向政府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与“在内地和海外推广本地金融服务业和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优势”，而在2017年林郑月娥上任后，她又于首份《施政报告》里表示会向金发局增拨资源，“强化其进行策略性研究及提供建议、推动市场和培养人才的角色”。

提出政策建议未尽落实

作为一个受到历任行政长官注视的“高层次”咨询机构，金发局至今在征询业界的基础了合共发表了52份研究报告，就多个主题提出了不同政策建议。局方早前曾表示现时约有一半员工在该局董事会成员的指示及指引下为研究工作提供支援，而在今年5月的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金发局主席李律仁更形容他们的角色既“特别”又“尴尬”，是一个“政府委任政府跨界别的咨询机构，可以说是一个政府专登委任为政府提出做事不足、又或者是政策发展可以加把劲的机构”，所以该局过去八年的主力工作都集中在提出政策研究报告及相关建议。

不过，在高层注视下提出政策报告却不代表建议能够很快获接纳和落实。以该局今年5月发布的《振兴香港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市场—提升流动性》研究报告为例，内容范畴其实就跟2013年11月的《发展香港成为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集资中心》相若，而且新一份报告更提到香港房托基金市场在全球所占份额由2013年9月的2%减至2021年3月的1%，也承认旧一份报告关于《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守则》引入“强制收购”制度与容许“协议安排”方式私有化的建议至今尚未落实。假若这样一个“高层次”咨询机构都推动不了政府改善政策，其存在意义肯定要大打折扣。

推广市场与贸发局重叠

另一方面，李律仁在5月的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又指金发局正开始加大推广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力度，而透过局方年报的一些资料也能明显看出这点，譬如过去两个财政年度，金发局在市场推广上的营运费用分别是384.3万港元及324.4万港元，而且这还未计算雇员成本，反观当局从头四年即2013年1月到2017年3月内用于推广活动的开支都只有386.1万元；再从金发局主办和参与相关市场推广活动数字来看，2020/2021年度的47个活动更较上一年度的21个增加一倍以上，可见金发局近来确实在这方面耗费了更多资源和功夫。

不过，假若金发局未来太聚焦这方面的工作，似乎难免会与负责同一范畴的贸易发展局出现重叠，像是上月15日香港驻新加坡经济贸易办事处和投资推广署合办题为“香港面向亚洲和世界的金融故事”的网上研讨会，向印度金融服务企业代表介绍了香港的优势和商机，但其支持团体名单却只见到香港贸易发展局与其他印度工商组织，反而就是没有更能代表到本地业界的金融发展局。早在当初金发局成立的时候，也有议员质疑该局角色可能跟其他金融管理机构会发生“架床叠屋、政出多门”问题，结果现在金发局角色是没跟监管机构交叉，却变成可能与“致力推广香港产品及服务贸易”的贸发局有重叠。

事实上无论金发局或贸发局，两者现时均兼备进行市场研究与推广职能，但金发局应该更偏重为单一业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而贸发局可能会较多考虑照顾整个市场及宏观经济体系局势，况且本身有不少人物在两间机构里皆占有席位，譬如毕马威会计师代表韦安祖便同时是贸发局理事会成员与金发局董事会成员，贸发局副总裁刘会平则为金发局市场推广小组成员，金发局有需要加强透过他们加强跟贸发局或其他同类机构的协作，既防止出现不必要的重复劳动或浪费资源，也能进一步集中心力到改善业界利益以及督促政策建议落实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