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全球企业税　经济成果才能公平

美国拜登政府本月初提议与二十国集团（G20）合作，推出全球最低企业税，终结“30年的企业税逐底竞争”。美国的这项建议受到欧洲不少国家的欢迎，德国与法国财政部长朔尔茨（Olaf Scholz）和勒梅尔（Bruno Le Maire）以及IMF首席经济学家戈皮纳特（Gita Gopinath）便发声明支持。本周二（27日），两名部长在接受德媒《时代周报》网上版（Zeit Online）访问时，再具体谈及全球最低企业税，支持尽快在G20协商并落地。

过去数十年，全球化及距国企业开始普及，在企业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原则下，不少企业留意到可以将公司利润守移到一些税率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减少其税项支出。而不少国家或地区为了吸引跨国企业进驻，又主动调低税率配合这些企业。企业避税情况严重，40多年间，全球平均企业税由40%下降至20%。当中，近年一些跨国互联网公司由于业务弹性，能更有效地转行利润进行避税。纽约大学商学院教授Scott Galloway曾在2018发表研究指，美国科网巨企FANG的缴税率分别是苹果的17%、Google的16%、亚马逊的13%及Facebook的4%。

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原因

企业少交税项，变相增加其盈利能力，刺激其股价上升。例如最近公布第二季业绩的苹果，纯利大增超过50%，当中与其少交了税不无关系。按苹果公布的业绩报告，首6个月除税前盈利为615.9亿美元，但预计交税只为92亿，占比不到15%。低税率虽然有助于企业盈利，但股价即使屡创新高，但受惠最多的只是那些本身已经极为富有的大股东资本家。

与此同时，税率低下减少了政府收入，令政府能花费在基础建设、医疗及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险、改善教育等的钱减少。企业避税，客观的结果是令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是以广大低下阶层的利益去支撑富裕阶层的不公义行为。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下，贫者经历在社会停顿下更脆弱，但富者却累积下更大财富。去年底就有研究指出，自3月疫情打击美国后，美国亿万长者的财富总共增加了一万亿美元，幅度多达34%。可以说，低企业税是造成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其中一个因素。

国家之间的政经博弈

美国提出最低企业税，即国家可以向交不足最低税率的跨国企业加征税项，变相杜绝了跨国企业依靠转行利润等方式避税。当然，这件事也有国家之间的博弈成份。美国希望向企业加税增加收入以应付拜登政府即将推出的基建计划等大政府政策。法、德等国积极支持，也很可能因为两国的企业税都高于30%，它们本身就是低税率竞争的受害者。一些国家以低税率吸引跨国巨企，同时也是在侵蚀他国政府收入。不过即便如此，仍无法否认推动全球最低企业税可以减少企业避税，将利润归还至更有需要的人上，原则上是合乎社会公义的好事。

美国现时提出的最低企业税为21%，略高于本港的法定利得税16.5%，固然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香港除了要准备应付最低企业税的影响之外，也应该明白，低税率不是发展经济的金科玉律。香港的竞争力不能过度依赖低税率，这样只会造成更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香港要勇于放下“税率愈低愈好”的想法，积极平衡商业发展与社会需要，让经济发展与社会两者都能够可持续地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