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调解院总部设港　推动文明对话任重道远

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仪式周五（5月30日）在港举行，香港正式成为国际调解院（IOMed）总部的所在地。国家以及各创始成员国看重的当然不是旧湾仔警署的建筑特色，而是香港作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成功范例、兼具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优势，与国际调解院的理念和价值观相契合。特首李家超在致词时亦提及，本港法律业界大多精通双语甚至更多语言，熟知国际规则和惯例，有助香港成为解决争议的首选地点。

国际调解院的定位，根据政府文件所说，是与海牙的国际法院（ICJ）和常设仲裁法院（PCA）看齐。我们自然会问，既然已有ICJ和PCA两个专业、权威而且广泛认受的国际机构，为什么还需要国际调解院？若说国际调解院旨在“填补国际调解机制的空白”，补的是什么“空白”？其作为“世界上首个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国际法律组织”，调解方式又有何独特之处？

诉讼、仲裁不无局限　调解优势超越对抗

以性质来说，ICJ是进行诉讼的地方，其职能是“依照国际法”裁判案件；而PCA则为仲裁提供便利，基础是“尊重法律”。比起单边行动（例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发动关税战），诉讼和仲裁作为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毫无疑问文明得多，而且符合《联合国宪章”第33条的原则。然而两者本质上依然有一定的对抗性，结果往往是一方胜诉而另一方败诉，因而必然有“输家”。例如在与智利的比格尔海峡仲裁案中，阿根廷拒绝了不利于己的裁决，中国亦没有参与南海仲裁案，并陈明了仲裁庭的立场偏颇。

相比之下，调解可以说是处于对抗性最低的一端。这是为什么外长王毅在公约签署仪式上说，调解院旨在“以对话化解冲突，以协商调解纷争”。调解院的目标是令到双方的利益最大化，“超越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如果说前往海牙往往带着可能败诉、成为输家的心理准备，将来国际争议当事方来香港，心态应该不是要分胜负、决高下。

对抗手段依然主流　推动调解范式转移

本质上，国际或政府间的争议往往不只是国际法的问题，还交织着复杂的政治、历史、文化因素。诉讼和仲裁着眼于法律对错，但调解更重视当事方的意愿以及各方的利益关注，在一些情况下可能更能够促成各方找出“最大公因数”。国际调解院作为一个平台，让各方不论文化、历史背景和法律体系，都可以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解决争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联合国宪章》第33条的和平解决争端方法，也明确包括了调解在内。

事实上，对抗式方案的局限到处可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消除不了克里姆林宫对北约东扩的忧虑；乌克兰以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作为回应，无法令到普京政府就范；欧美国家以经济制裁对付俄罗斯，到现在解决了什么问题？乌克兰要得到和平，最终很可能仍然要透过谈判，或者是有第三方参与的谈判——调解。如果国际间的分歧能在更早阶段、更加积极以调解方式处理，会否可以避免到一些冲突对抗以至是战火？由德国和法国在《明斯克协定》中的角色，到土耳其就黑海粮食问题在俄乌之间斡旋，都反映了调解在国际争议中的需求很大。

从国际调解院的多年缺席可见，调解远远未成为解决争议的常态。冷战以前，战争是国与国之间常见的对抗手段；进入廿一世纪，西方国家改用了经济制裁，但仍然是单边、强迫行动。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中国倡议并得到多个亚非拉国家支持而成立的国际调解院，严格而言是在推动国际间的一次范式转移。王毅以“六尺巷”的典故浅白而生活化地说明了中国“和而不同” 的理念，32个签署国中超过20个国家派出部长级（主要是外交部或司法部部长）或以上代表出席，由副总理来港的老挝和巴基斯坦规格最高，反映了对国际调解院的重视程度。

超乎法律专业　促进文明交流

香港作为国际调解院的总部所在地，无疑具备连接普通法与大陆法的优势，并且拥有国际化专业人才，但国际调解院作为一次推动范式转移的尝试，香港肩负的责任远不只是法律层面，而是要促进对不同文明、不同知识体系的理解和尊重。正如国际法的批判学派强调第三世界的观点与角度，推动国际法多样元以及去霸权、去殖民，香港在此过程中可以发挥多大作用？单从国际调解院目前缺乏欧美和发达国家的参与，就可见在国际法层面推动文明对话和理解，不只是任重道远，甚至乎是艰巨的。

拥有国际法院和常设仲裁法院的海牙，因其对国际司法解决与和平的巨大贡献，被公认为“国际法之都”。香港作为国际调解院的总部所在地，要达到海牙那样的地位，挑战不容小觑。国家既然寄予厚望、委以重任，香港唯一的选择就是在“一国两制”下找到跟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不同政治传统的对话方式——这本来就是香港之为香港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