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的危就是香港的机？

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顶尖学府，哈佛大学正在面对的危机可能是其近四百年来最严峻的一次。数十亿美元的研究拨款被冻结，免税地位面临动摇，国际学生前途未卜，与联邦政府与所有合约即将被终止⋯⋯这不只是哈佛大学的生存危机，其作为一个象征符号，同时也代表了美国高等教育面对的挑战。

同样作为常春藤，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马吉尔（Liz Magill）一年半前因为反犹太主义听证风波而率先下台，接着是哈佛大学校长盖伊（Claudine Gay）黯然辞职，再到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沙菲克（Minouche Shafik）同样因为以巴争议而下台。就连接替沙菲克的阿姆斯特朗（Katrina Armstrong），两个月前也因为校方向特朗普政府让步而选择退任。

表面上看，问题似乎就是特朗普政府的打压。但为什么医院、图书馆或者其他地方，却没有出现反犹太主义的指控？曾任哈佛学院院长刘易斯（Harry Lewis）早在去年已经如此反问，并且将矛头直指哈佛大学的课程内。根据其整理所得，在哈佛任教长达五十年的刘易斯指出，现在的教授可随意教授任何他们想教的内容，课程一面倒讲述“去殖民化”、“压迫”、“解放”，严重向进步左翼的潮流倾斜。

在心理学系的平克（Steven Pinker）同样认为哈佛的学术自由、观点多元存在“顽疾”，确实存在反犹太主义问题。在哈佛教过十几年的历史学者弗格森（Niall Ferguson）直斥哈佛“腐化”已深，更加另起炉灶成立以“反哈佛”为旗帜的奥斯汀大学。这些来自哈佛内部的质疑声音，说明了哈佛面对的更深层次危机，在于其（以及其他许多精英学府）身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激烈碰撞的社会旋涡之中，却未能提供智慧，反而因为内部的偏向而成为了冲突的其中一方，最终在这场意识形态战争中铩羽。

在“东升西降”、“亚洲世纪”、“美国褪色”的论述背景下，不少大学自然视之为一次机遇。不只香港科技大学“抢人才”，东京大学也计划临时接收哈佛的国际学生。事实上，在哈佛危机之前，特区政府已在积极发展香港成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例如将非本地学生录取限额由提升一倍至四成，设立政府奖学基金，增加“一带一路”奖学金及香港博士研究生奖学金计划名额等。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哈佛之所以是哈佛，并不在于他们擅长“抢人才”，而是人才抢着去。哈佛校训“真理”（Veritas）所昭示的理念，其深厚的博雅教育传统，更重要的是艾略特（Charles W. Eliot）在十九世纪末的重大改革，将哈佛深由受基督教传统局限的学府，转向一个更注重研究和培养专业人才的现代综合型大学，这才有后来的肯尼迪、基辛格、罗尔斯、傅高义、奥本海默、贝聿铭、马友友等抢也未必抢到的人才。

所以希望“抢人才”的香港，必须先问我们的大学有何使命，对于世界能带来什么贡献？如果说，哈佛大学本来应该为美国当前的意识形态冲突提供智慧，那么面对文明冲突、中美角力的香港，使命就是成为东西文明、中西文化的交流桥梁，为世界提供解决方案。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认为香港既有中国传统文明，又吸收了西方知识和文化，应该对现代大学教育可以作出贡献。

更何况现在世界面对的不只是文化冲突，还有人工智能（AI）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全球，不但颠覆了知识的获取方式和教育的定义，也必然会改写未来社会和经济的运作模式。这是为什么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认为面对AI浪潮，大学需要“定义自己的路”。AI无疑是“智能”的，但人类才能够提供“智慧”。不论是东方文化强调的内省和德性，抑或西方文明重视的逻辑和实证，我们的大学能否培育人才既具备人文关怀，又有独立思考，以建决世界、国家和社会的问题为使命，决定了全球的顶尖人才会否纷至沓来。这远非几个便利措施的“抢人才”，而是正如刘易斯十多年前已对哈佛提出的拷问一样——即使研究卓越，但教育有没有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