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会“333”方案较有利于大局

全国人大上周通过授权人大常委会修订《基本法》附件，以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本周在港聆听各界意见。修例其中一个重点在于立法会的组成，亦即直选、功能组别及选举委员会的议席分配。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说明修例草案时，曾提及选举委员会要产生“较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但上周全国人大的正式决定只规定立法会议员每届90人，“通过选举委员会选举、功能团体选举、分区直接选举三种方式分别选举产生”，并没有对议席的具体分布作出规定。

辩证而非线性　避免过犹不及

一些保守派或以为选委会的议席愈多愈好，但立法会的组成不宜简单地以线性理解。政治制度的设计要取得平衡，以免过犹不及。正如香港特区从来都是辩证的产物，既要尊重一国主权，亦要兼顾两制差异，政治制度既包含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同时亦要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权。

事实上，是次由全国人大授权，人大常委会修改《基本法》附件，本身已充份彰显中央在香港政制发展上的主导权。香港社会应已意识香港不是独立国家，并非拥有主权的政治选举，而是在“一国两制”下的选举，其制度需要符合国家规定。

与此同时，由中央制定《港区国安法》到修改选举制度，香港社会亦已经体会到中央主权及红线所在。“和理非”不但需要时间消化政治变化，更要修复撕裂的空间。若然修例只为了确保立法会的政治稳定，而忽略了社会主流的声音，只会难以团结社会大多数，最终亦得不偿失。

团结社会主流　中间派利稳定

在香港宽阔的政治光谱中，广大“和理非”与勇武派本来就是不同的群体，前者并不打算挑战国家主权，也不支持激进暴力手段。反修例冲突距今已一年有多，各界应该从亢奋的气氛中走出来，理性看待不同群体的声音及诉求。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最近指出，只要“与反中乱港分子划清界限”，“对国家、对内地存在各种成见和偏见”的人也可以“积极参与香港治理”，便显示中央也明白“和理非”及温和民主派不是敌人，而是香港的一份子。

已故国家领导人邓小平1984年10月在北京接见香港国庆访京团时，曾经说：“由香港人推选出来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选择这种人，左翼的当然要有，尽量少些，也要有点右的人，最好多选些中间的人。这样，各方面人的心情会舒畅一些。处理这些问题，中央政府从大处著眼，不会拘泥于小节。”邓小平所说的“中间的人”和“有点右的人”，当然也包括今天同情示威者但不打算挑战国家主权的温和派。因此，我们的政治制度必须从大局考虑，吸纳温和声音，包容更多人士。改制并不是为了惩罚香港市民，而只能是为了“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根据全国人大的决定，新设立的资格审查委员会将负责审查并确认候选人的资格，合资格者亦要获得选举委员会的提名。换言之，这两重机制既能确保候选人拥护《基本法》及“一国两制”宪政原则，亦要令候选人得到较多人的政治认可，本来已能将激进声音及分离势力排拒在权力机关之外。在这个大前提下，立法会组成宜松不宜紧，应显示出其包容性。

坊间盛传的“234”方案无疑是较为霸道的。它虽然能彰显中央的全面控制权及对修例的主导权，但不必要地削弱了直选议席及功能组别的政治影响力，令到立法会几乎由选举委员会所产生的议员控制。“234”方案既不会得到主流“和理非”的支持，也没有为积极理解“一国两制”留有空间，最终是得不偿失。

改革以致善治　重建政治互信

相比之下，“333”方案让直选、功能组别及选举委员会各占30席。对比目前直选及功能组别各占35席的安排，“333”方案已经相当强势。但它同时能让三类议员平起平坐，尤其是政府的议案需要过半议员支持方能通过，直选及功能组别议员的支持因而保留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影响力。因此，“333”方案将提供较大空间，让社会认识及理解中央是次修例的用意，也有利“和理非”与中央重建政治互信。

从宏观角度看，修改选举制度只是第一步，用以恢复立法会的稳定，及将街头政治摒除在权力制度之外。但要真正令香港走向善治，还要第二步、第三步，包括行政长官与问责官员必须承担责任，针对香港的深层次结构矛盾作出改革。民粹的声音过去乘风而起，正是因为香港社会及经济百病丛生，政府管治无方。所以当政府能达致善治，这将同时有利社会正面认识“一国两制”。从这个角度看，官员及建制派切勿以为可以继续庸碌怠懒，实情是正正相反，他们以往将无法再诿过于人，将面对社会更直接、更全面的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