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下过年无处容身　牛年政府须让人安居乐业

新年伊始，广大市民皆会趁此机会与家人团年欢渡佳节，然而对于大部份基层市民来说，此愿望显然甚为奢侈。截至去年底，经社会福利署登记的无家者多达1,348人，未登记人数更可能有一倍之多。在疫情下无家者人数更加急升，当中不少人因封关或失业在中国大陆回流香港的人，又因政府的限堂食令下，本来唯一的栖身之所的廿四小时快餐店亦被禁止留宿，更令这些街友在此大时大节期间更显得形单只影。

社会总会将流落街头的成因归咎于无家者本身好食懒飞、不思上进，加深了大众的无家者的偏见。然而学界及社福界的研究显示，香港的露宿者人数分别于在1999年及2008年录得显著升幅，可见露宿问题与当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及全球金融海啸息息相关，有其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因素。更甚者香港楼价长年偏高，已经完全脱离一般市民的可承担能力，更加剧本港的露宿问题。早在疫情爆发前，香港露宿者人数已是逐年攀升，然而政府一直对此袖手旁观。

疫下基层困难特别多

每届特区政府上任之初，都信誓旦旦称会积极处理贫穷问题及增加房屋供应，然而政府的扶贫政策愈扶愈贫，公屋轮候时间更加不减反增。政府于去年底发表的《2019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指政府政策介入前2019年的贫穷人口为149.1万，贫穷率为21.4%，较前年的140.6万人增加8.5万人，全港约752万人口中每五人就有一人为贫穷人口。房委会的最新数字亦显示，截至去年底一般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为5.7年，较前一季上升0.1年创21年新高。

上月第四波疫情在油麻地等地㓥房林立的旧区三无大厦间爆发，更暴露本港市民居住环境恶劣的问题，甚至危及全港社会的公共健康。早前香港社区组织协会调查显示，有些无家者更是因为卫生欠佳，甚至因受床虱之苦而要即使有屋住，仍要寄居于廿四小时快餐店，被迫成为“麦难民”。㓥房的环境恶劣迫使无家者流浪快餐店，而政府在疫情下推出的限堂食令，更把此批社会中最无助的一群赶出街头，对此政府拒酌情开放临时收容中心，显得相当凉薄。

日前便有一名确诊新冠病毒的患者，便为平日会于油麻地佐治五世公园、深水埗通州街及南昌街一带露宿的无家者，与其有密切接触的友人亦初步确诊。政府过去数年不断收窄街头露宿空间，包括围封南昌天桥底、枫树街球场看台等，去年2月更发生九名警员于通州街公园砸烂露宿者家当、诬蔑露宿者藏械及藏毒的恶行。在当权者赶尽杀绝甚至落井下石的情况下，无家者无处容身下更易于街上聚集，只会增加传播风险对政府的抗疫工作大打折扣。

贫穷无家者能否“清零”？

毋怪政府口口声声称要清零，多月来却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围封强检大多事倍功半，扶贫或增加房屋供应的政策更加是愈做愈差。个中原因不外乎由于政府一直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心态，未曾真正对症下药，解开背后社会经济的深层次死结。此亦缘于政府从未有将无家者在内，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社群放在心上。君不见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在失业援助金上仍锱铢必较，更以为何失业率4%要帮忙3.99%不帮忙，3%要帮忙2.99%不帮忙反唇相讥，自以为聪明。

政府既没有撼动既得利益者的决心，亦没有对无家者在新年时落泊街头的关心。无家者在疫下过年，未有得到政府的丝微关顾，临时收容中心依旧重门深锁，其露宿之处反遭不断清场。在政府一直不肯制定长远的无家者政策，抗疫政策又强差人意、扶贫及房屋政策则小修小补下，露宿者来年享有一个安身之所的卑微愿望恐怕难以实现。因疫情引发公共卫生危机下政府矢言要早日清零，然而无家者人数急升的社会隐疾下，政府又何时方有决心清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