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是富了还是穷了？

恒生指数升穿去年新冠肺炎爆发前水平且交投畅旺，但实体经济则背道而驰，经济收缩，失业率达6.6%，为16年最高。相信大部分失业者未能受惠于股市升浪，反而终日为生计忧愁。香港人的食物和住屋的支出愈见沉重，其通胀升幅长期跑赢其他范畴，更恐有恶化之势。如果香港人不是大笔薪金奉献了楼房和食物之上，如今抵抗经济衰退的能力相信会更强。在这方面，政府应该大刀阔斧解民困。

香港大学经济及管理学院上周发表《香港经济政策绿皮书》，就本港的经济产业、人力资本、监管规管和房屋的四大经济范畴提出改革方向。当中经济学教授、亚洲环球研究所副总监邓希炜撰写“香港极需第三次经济转型”一章，比较香港、新加坡两地近二十年收入和基本开支变化，对政府应该很有启发意义。

港新私楼价格增幅迥异

邓教授以2000年为基准年，计算香港住户月入中位数至今上升了63%，但同期四人家庭的住屋开支却上升了超过三倍，食品价值的涨幅亦超过80%。那边厢，新加坡住户月入中位数则上升了90%，但私楼和食物开支分别只是上升52%和约50%（注：绿皮书原文误作1.2%）。这种情况令中下阶层港人感觉薪金只在纸上增长，而其实际生活质素还是难以改善。

新加坡楼价能够维持在较可负担水平，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对物业市场的介入更为进取。以该国的政府组屋为例，它每年的兴建量在金融海啸后总体上升，至今已经容纳八成人口之多；国民纵然可以购买私楼，但组屋已经满足其基本住屋需求，因此楼价上扬空间自然有限。反观香港近年公营房屋建屋量始终落后于回归以前，无法应付中下阶层上楼需求，变相迫使他们只能在私人市场寻找居所。

还要注意的是，上述统计仅只针对楼价，但是本地私楼租金同样高昂，世邦魏理仕在往年的《全球生活报告（Global Living Report）》调查便发现香港楼房月租排在世界第三名。港府既不愿实施严格的租务管制，又不肯广建便宜的公营房屋，自然令得本地租客议价能力变弱，加上市场被一片住宅单位短缺的气氛笼罩，楼价、租金双双高踞不下在所难免。

食材开支同样上升沉重

除了居所支出之外，香港食物开销升幅也远远超过新加坡。两地食材来源明明一样均要依靠外地输入，因此容易受到生产地物价和汇率影响，但是何故香港情况还是跟新加坡迥然不同？这一方面应该源于新元价格跟一篮子货币挂钩，容许汇率在特定区间内浮动，能够舒缓部分外部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则是该国政府一直广建熟食市场，当中设有多种减低商贩经营成本措施，包括宽免摊档租金、竞投不设底价、开业租金打折，借此换取它们按规定以特惠价钱售卖指定饭菜。

反观港币的价格受制于联系汇率，一直跟随美元不断贬值，根本无法对冲输入通胀。港元近年已跟随美元不断贬值，香港主要输入食物来源地是内地，近年人民币的汇率纵然有升有跌，但升市期间往往来得快而急，故此市民总是在短时间感受到物价突然转贵。更糟的是，港府鲜少着手专门减轻民众食物开支，顶多仅有给予最基层的短期食物银行，而其余各类现金援助计及食物开支时亦总是落后于物价增幅。

疫情之下更须政府介入

在经历整年新冠肺炎肆虐后，以上开支高昂问题恐怕只会更为严重。我们看到疫情之下本地楼市未见动摇，许多买家仍然选择透过政府放宽的高成数按揭强行入市，为本地楼价提供了承托作用。此外，疫情扰乱了全球粮食供应链，封关导致货柜不时短缺，加上停工带来船期延迟，使得海运货品价格异常波动，而对于依赖外地食材的香港来说，运输成本上升，未来一段时期食物价格难望回调。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政府必须适时介入市场，减低市民在住房和食物两个主要民生范畴的开销。楼市方面，政府首先要以行动展示平抑楼价决心，推出额外楼宇印花税来打击炒卖，同时觅地广建公营房屋，明确发出讯号让普罗大众别勉强入市，以及实行租务管制，阻止业主肆意加租、平衡业主租客议价能力。食品方面，当局亦可以参考新加坡做法，补贴现有熟食中心的食店以吸引它们推出廉价饭菜，并且资助社福团体提供廉价饭餐给有需要人士。平抑物价之道何其多，关键就在政府一念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