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居汉疫下被迫迁　官僚凉薄恻隐心何在？

一名居住在将军澳景林邨的视障六旬独居汉去年回乡祭祖后，因疫情爆发滞留内地，但上月返港后惊见其公屋单位已因欠租被房署收回，连带其家当亦遭没收，最后沦落家门外露宿十天。这种惨况本来可以依靠酌情权解决，但僵化的行政程序不但并未顾及市民的疫下处境，更反指若租户无处容身可获安排入住收容中心，足可见官僚作风凉薄之处。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黄伯1月初回到汕头拜祭父母后，因担心无法挨过隔离期而滞留内地，直到上月政府推出“回港易”免检疫措施才得以回港。不过黄伯回将军澳景林邨后，却发现居住了27年的公屋单位因欠租而被强行收回，连带电视、衣柜、洗衣机和银行簿等家当也遭一并没收。黄伯声称，他曾联络在港朋友代为交租，惟遭房署拒绝，而他流落街头后亦曾到警署叩门要求收留，但最后亦遭拒绝，最后连累到他须在家门外露宿10天，期间要靠邻居及区议员接济，挨过寒冻。

据现行房署的规例，若住户连续拖欠租金三个月，房署便终止其租约，如住户欲重新入住公屋，必须先行缴清所欠租金。虽说公共房屋是社会宝贵资源，房署借此善用和编配公共资源亦属合理，但疫情期间各处出入境大受限制、不少市民又因裁员潮杀到而饭碗不保，而房署继续按本子办事，不但未见有酌情处理欠租问题，更再搬出官僚程序解话，反称当局可按情况安排中转房屋。难得他们不知黄伯早已流落街头？

黄伯非孤例　官僚害人深

更甚者，黄伯的遭遇在疫情期间亦早有先例。去年5月粉岭祥华邨一名独居七旬妇人回乡探亲后，因内地封关而滞溜，期间房署职员因未能联络租户，遂按既定程序发出迁出通知书，以终止其租约，幸好租户及时清缴所有欠租，房署才酌情批准重批其租约申请。另外，去年7月一名六旬失业男子亦因财政紧绌无法缴付租金，遭房署警告须在限期前清缴欠租，否则收回单位。最后男子幸得慈善机构协助，才能暂时避免流落街头。这些例子都可见现行制度不但容不下半点人情和弹性、对身陷困境的市民施以援手，更反倒是夺去市民居所的元凶。

程序和机制诚然在管治上不可或缺，行政措施亦是确保公共资源可以按统一的程序、准则分配的惯用方式，但复杂的制度也要靠人来执行，在层层分工下，每个职员就像机器的齿轮一样，只会顾及其负责的职责，却从不懂跳出规程外询问黄伯欠租的原委，并将一切留待房署的上诉审裁小组处理，自然出现上述冷酷无情的“冤案”。疫情期间市民生活各有苦困，当局除了向前线员工厘清酌情权的范围和条件，亦须以更大弹性处理公屋欠租的情况，以免市民再因无情的官僚程序而沦落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