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报告】140万贫穷人口创新高　司局长文过饰非

本港去年贫穷人口达140.6万，创十年新高，为20.4%的贫穷率亦刷近九年最高纪录。当每五名市民便有一人贫穷，政府却在文过饰非——由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任主席的扶贫委员会没有召开记者会公布贫穷报告，并与劳福局局长罗致光异口同声推说贫穷数字不足以反映实际情况，归咎于退休人口增加云云。难道二人不知道如张建宗般拥有九项物业者为极少数，现实中与两名高官同逾退休年龄的长者，绝大多数活得拮据？

政府上周五（13日）发表《2018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显示贫穷住户达61.3万及贫穷人口140.6万，贫穷住户数目、人口及贫穷率均同比增加。贫穷住户的定义为月入低于全港中位数一半，以2018年住户收入中位数为27,000元计算，多达61.3万住户收入不足13,500元。

当社会聚焦于贫穷人口创新高时，政府竟以扶贫政策自诩。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周日（15日）发表网志，指恒常现金政策“成功令38万人脱贫”，贫穷人口因而减少至102.4万人，贫穷率降低至14.9%。张建宗把减幅“归功”于放宽在职家庭津贴金额资格及增加津贴额，以及实施高额长者生活津贴等措施，并形容扶贫工作“细水长流”。

福利政策扶助基层及减少贫穷人口，本来便为其份内之事。张建宗以此夸口，却只字不提贫穷情况与经济增长之间讽刺的对比，要么是视野狭隘，要么是粉饰太平。

盲点一：根本分配不均

根据《报告》，2018年经济增长百分之三，高于过去十年平均增长；整体住口收入中位数在十年内由17,400元增加至27,000元。同期的贫穷“深度”升幅相若，即贫穷住户低于贫穷线的金额由2009年的3,900元增加至6,000元。在贫穷“广度”来看，贫穷率维持在两成上下，更自2014年起逐年增加，由19.6%上升至去年度的20.4%。

由经济增长、收入增长、贫穷深度及广度可见，经济景气并没有改善香港的贫富差距，相对而言贫穷人口未曾受惠。扶贫即便并非“愈扶愈贫”，但至少也没有改善情况。张建宗所谓的“细水长流”，有如“永续贫穷”。

扶贫工作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只知“二次分配”，即透过现金福利及“派糖”等措施，帮助贫穷人口减少支出，而不做“一次分配”，即加强贫穷人口的经济能力，并从而增加收入。改善一次分配的方法，除了改革经济及产业政策，令社会利润分配更合理之外，亦可透过教育政策及就业支援等增加基层的经济能力。扶贫委员会既包括劳福局及教育局局长等，即便没能力触及经济政策，至少也应做到后者。没有根本改善贫穷问题，只以几项“派糖”措施夸谈“成功脱贫”，正好反映政府乏善可陈。

盲点二：退休后无所依

对于贫穷率居高不下，张建宗及罗致光均归咎于人口老化。由于贫穷线只计算住户收入，而不包括资产，张建宗指出“退休长者较容易被界定为贫穷”，但其实当中部分人有一定资产，并非贫穷。罗致光在电台节目上亦表示，“许多退休人士均没有环比支取的退休金，而是一大笔金钱，退休后依靠积蓄，但不计算在量度收入之内。当愈来愈多人退休后零收入，只量度收入的贫穷人口便会上升。”他断言将来的贫穷人口必然上升，“明年一定超过140万人”。

2014年至2018年间，65岁或以上人口增加18.8%，当中的贫穷人口比例大致不变下，贫穷长者占整体贫穷人口的比例持续增加。故此，从数字上来说，司官长认为人口老化推高了贫穷人口甚至贫穷率，不无道理。但我们仍然要问的是，退休人士被列作贫穷人口不恰当吗？抑或他们多数真的面对经济困难？

自2017年报告起，扶贫委员会新增“收入贫穷、但有一定价值的物业”标签，识别没有收入但经济条件不俗的长者。其做法是依据贫穷长者所住之物业，假设他们参加俗称“逆按揭”的安老按揭计划，由此而得的收入若然高于贫穷线。2018年报告推算，10.6万名贫穷长者属于此类。

然而，政府只是假设这些长者参与“逆按揭”，而非基于实际数字。若然退休人士参与年金计划或“逆按揭”，由资产转化的收入应已反映在报告之内。现实却是，长者希望将物业留给配偶和子女，此除了出于华人传统观念，也因为楼价及租金持续高企，他们顾及子女难自立家庭的实际考虑。再者，对于缺乏收入的独居和二老住户，物业和三数十万的积蓄可说是最后堡垒，非到最后关头也不会变卖及动用。官员应该“贴地”明白市民开支习惯，金钱备而不用并非全然不善理财，更多出于担忧未来，甚或是无奈之举。

与其扭尽六壬，以迂回的方法试图减少贫穷长者的人数，倒不如直接了解长者的经济状况。以长者生活津贴为例，其个人及夫妇入息上限分别为7,970元及13,050元，略低于贫穷线水线，截止今年10月31日，长生津的总个案为55.8万人，此数字已排除长者综援、高龄津贴等申领者。

像张建宗那样在香港坐拥九个物业的65岁或以上人士，可谓万中无一。换言之，即使人口老化推高了贫穷人数，但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出长者退休后面对经济困难的事实。政府官员不应该活在一己想像中，以为许多人退休后也有“一大笔金钱”及可观资产。

盲点三：恒常政策不足

第三，政府的恒常现金福利令贫穷人口由140.6万减至102.4万（或14.9%），再加上宽减差饷、额外交通津贴等非恒常措施，令贫穷人口再减至91.3万人（或13.3%）。虽然非恒常政策能灵活回应社会形势，帮助贫穷人口改善生活，但政府近年多次推出单次措施或反映恒常措施在扶贫效果之不足。若然成为依赖，更是扶贫下策。政府应一方面检讨恒常措施，例如成效有限的长生津及职津等，另一方面考虑将有成效的单次措施恒常化。举例说，综援机制可加入通胀以外的因素，使增幅追得上生活开支，收窄贫穷“深度”。

当贫穷数字再创新高，社会批评政府“愈扶愈贫”时，司局长实应深切反思，而非文过饰非。我们曾经倡议政府就扶贫订立指标，在一定时间内减低贫穷率。今年香港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动荡，更加反映社会亟需一场大改革，促进一次分配及二次分配，包括落实资产增值税、涵盖二手楼的空置税、大额股息税、增加富人入息和利得税等，并把税收所得投放在教育、安老和医疗等，经济成果才能雨露均沾。一个经济公平及更公义的社会，我们的政府是否有心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