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会议员应该回归理性论政

民主派8名前任及现任立法会议员因今年5月8日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冲突，最近遭警方拘捕，被指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下的“藐视罪”及“干预立法会人员”。相关议员是否违法，有待司法机关处理，但立法会乱象频生，却是社会有目共睹。一方面泛民在议会中不时拉布或扰乱秩序，建制派亦未见得能公正维持秩序，双方全面斗争，无助香港建立优质议政文化。

早前立法会内会在公民党郭荣铿主持下，经过17次会议仍无法选出主席，严重干扰内会正常工作。在这种背景下，内会原主席、民建联李慧琼于5月8日召开特别会议，处理法律问题和其他积压事项，最终在混乱场面下，立法会秘书处报警求助。建制派无疑在应对内会风波上也有责任，包括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迟迟没有引用《议事规则》赋予的权限果断介入。但民主派没有知所进退，在立法会内沉迷于各种“抗争”手段，也实在令议会文化每下愈况。

不同阵营的议员就不同议题激辩是正常的，只要双方铺陈理据、以理服人便可。但民主派所讲的“议会抗争”却不是这样——他们经常不惜瘫痪议会运作，就连一些关乎民生福祉的法案也无法处理，这难道就是市民想见到的代议士吗？

泛民不应为反而反

自从香港在八十年代发展代议政制以来，司徒华、李柱铭、张文光等从政者一直被视为温和理性的代表，能为中产专业人士发声，他们寄托了许多市民渴望香港迈向善治的期盼。可惜，近年的政治文化却愈发令人失望——不断点人数、流会、“拉布”、肢体冲突接连上演。曾几何时，香港人看不起台湾立法委员当众打架，庆幸香港议政文化并不劣质，但如今，想不到香港竟然变成这样。

泛民主派应当要有自己的“抗争”原则。这个“抗争”不是指在民粹的社会气氛下，在立法会一味为反而反，而是为社会争取最大利益，务实地履行代议士的职权。他们应该明白，他们的那种“抗争”根本无助建设一个更美好的香港，社会不但会蹉跎岁月，他们亦未必能如其所愿，甚至可能遭政治对手反制。

香港需要高水平议政文化，这需要高水平的政治人物去实现。所谓高水平，不在于炫耀政治姿态，而在于切切实实为市民解决问题。香港需要在疫情中重新起步，泛民应当积极参与整个过程，以实事求是态度，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与港府和建制派互动。我们深信，只要泛民摆脱民粹气氛底下的政治正确，重新定位其在议事厅内的角色，监督政府推动惠民改革，香港便可逐步走出政治泥浆摔角，逐步落实高水平的议政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