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林郑月娥何以当官不为民？

近日，一名21岁智障青年被母亲勒死，叫不少香港人悲痛。女儿同为智障者的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周二（9月8日）撰文“十问林郑”，质疑政府在院舍、社区照顾及照顾者支援政策上的漏洞，谴责林郑政府为官不为民。

母亲勒毙孩子的做法一定是错误，部分市民倾向认为这件事情的悲剧主要责任仍在于母亲本身，比如“唔识照顾学咩人生仔呀”、“乜嘢都赖政府，要唔要政府喂埋你食饭”。但母亲的错误是一回事，政府为智障人士家庭的支援不足，却仍是不争事实。

首先，社会上的市民因着各种因素，被置于不同的位置。有人较多优势，有人条件较差。若如智障人士及其家庭，而且同时为社会基层的话，他们绝对是弱势中的弱势。政府既然收取税收，掌握权力，便有责任设立及完善社会安全网，保障所有人都有一定的生活质素。照顾残障、长者等虽然也是家庭的责任，但负责分配资源的政府同样责无旁贷，须对家庭照顾者提供支援。

政府须支援照顾者

例如芬兰政府与照顾者签订照顾协议，清楚订明其权利和义务，当中包括照顾者的服务时数、放假权利、每月津贴金额、护理服务清单，以及照顾者接受培训和教育的机会。芬兰家庭照顾者每天享有休息时间，更可要求市政府在休息时间派员照顾其家属。他们甚至可申请额外资助聘请私家看护。而在香港，只有严重伤残者的照顾者，才可申请生活津贴，以聘用家务助理。

台湾也在2017年实施的《长照服务法》，规定照顾者每年最多可享有21天法定喘息服务，政府会安排照顾服务员上门，或到护养中心照顾服务对象。喘息服务因应家庭经济状况，提供部分或全部补助，并按服务对象的失能程度，决定照顾者的法定喘息时数，而且并非只限严重残疾者才可领取津贴。还有不定期的生活照顾、营养及特殊病照顾等课程的照顾训练、照顾咨询、专业人员到访指导及情绪支援服务等，进一步顾及照顾者的需要。

香港政府的财政能力名列前茅，经济发展号称世界级大都市，但社会保障却叫人羞愧。从2006年到2015年，香港与残疾人士、长期病患者同住的家属增长近20万。其中60岁以上的照顾者比例也在增长，逼近5成。社联调查，显示长者辅导个案中三成七牵涉家庭照顾的压力问题。证明政府明明有责任，也更有能力将公共资源进行更有效的二次分配去帮助弱势家庭，最后却失职地让社会出现愈来愈多“以老护老”，“以老护残”等不合适个案愈来愈多。

特首林郑月娥于上任发表的首份《施政报告》中承诺，将把家居及社区照顾服务的轮候时间减至零。按照2015/16年社区照顾服务的单位成本计算，解决所有的轮候个案只需不超过5亿元，然而我们的财政司，年年手握逾几百亿的盈余，却到如今都没有拿出5亿元一笔过解决这燃眉之需。我们的规划署，没有令豪宅土地供应出现问题，社福用地却长久吃紧，导致院舍轮候时间不减反增的问题。这些看似轻巧的数字增加背后，是多个家庭实实在在数十年的煎熬，甚至是上千上万生命带著绝望死去的沉重。2011至15年间，每年都有四分之一轮候者（5000人次左右）在轮候期间去世，2019年轮候期间死去的长者更突破7,000 人。面对这些数据，我们是该问责政府令社会倒退，还是谴责这些轮候者生命脆弱，没有轮候的毅力？

悲剧的发生，往往由个人和社会多重因素导致。个人当然要负上责任，不应做出伤害他人的事，但若然我们对社会大环境的压力避而不谈，无异于挥刀向弱者，亦无用于解决问题。政府施政不是施恩，当政府不能兑现施政承诺，公共服务倒退，当残障家庭的悲剧已经不是个案，而是一种现象，在其位者必须站出来负上责任。

请透过“01心意”捐款支持慈善机构，为智障人士、具特殊需要的孩子及成人提供服务于衣食住行、独立生活训练及医疗维生设备等方面提供适切的资源，为照顾者减轻重担，减低悲剧重演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