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翁逼不得已杀妻　折射吃人的社会制度

前年勒死病妻的黄国万（黄伯）周二（1月8日）获法院开恩，判处一个扣除还柙时间后近乎即时获释的判监刑期，将重获自由。
黄伯获得轻判，社会莫不庆幸。这份庆幸反映社会上下深明，黄伯杀妻是逼不得已。甚至可以说，杀人的真正凶手是香港的社会环境和制度。

同偕多年的妻子、由自己亲手照顾起居饮食的妻子，在自己眼前被勒颈至断气。再多的同理心，都不足以真正明白黄伯的内心挣扎——那种逼不得已，那份难受不已。

黄伯的妻子生前中风瘫痪已三年，由年届八旬的他悉心照料。但他担心自己若先行一步，遗妻将孤独饿死；加上抑郁，令黄伯相信死亡是令妻子解脱的方法。最终，他在前年亲手勒死妻子，并向警方自首，陈明老年人的境况，有如以死相谏。

社会保障不足　宿位人手俱缺

黄伯曾言：“这是社会问题，是穷人必要行的路。”基层长者不如有钱人般，可以入住私家医院、聘请私家看护等，他们靠的只有公营服务和社区支援。然而，政府提供的长者服务长期不足，令基层市民无所依靠。正如立法会议员张超雄的求情信指出，政府资助的长者暂托服务短缺，黄伯居住的东区至今只有三至六个位，且长期没有空缺；而津助或合约院舍最少须轮候三年，去年逾6,600名长者临终前也未有宿位。

或许有人会问，黄伯不可以找社工帮忙吗？事实上，黄伯妻子的个案确有医疗社工跟进，但社工主要是协助申请福利和援助，帮忙照顾黄老太的时间和空间有限。在那名医疗社工离职后，黄伯亦再没有找社工帮忙，一力承担照顾太太的责任。

可以看见的是，悲剧发生不只是黄伯一时想歪，也非因他不寻求帮助，而是香港社会对长者的保障不足，他没有甚么选择。正如黄伯也明白，这不只关乎他和他太太，也是香港的社会问题。若然社会保障充足，这类悲剧或可避免。而高等法院今回轻判杀人这种严重罪行，正因法官明白两老的困境，能够想像他们承受的心理折磨。

解铃还需为官者

然而，法庭并不能完全解决社会问题。能够带来改变的，唯有政府。香港政府长期以自由社会自诩，香港每逢获评为“最自由的经济体”，均大表欢迎。这种意识形态背后假设，社会每人皆为一己努力，负担个人的生活需要，不论贫或富。于是，基层津贴、医疗或长者保障等基本福利都被视为恩泽，政府只提供有限的社会保障，并一直拒绝推行全民退保。这种自由观的蒙蔽令人看不见社会的实际境况：在院舍宿位不足、长者津贴不够、社工人手有限、公营医疗超负荷等多重夹击下，很多人根本没有甚么选择可言。自由的制度反而造成不自由的人。

黄伯的悲剧反映出双老照顾的社区支援不足，除此之外香港还面对贫穷老年、病患长者等诸多问题，社会必须正视。正如《经济学人》2015年的“死亡质素指数”指出，香港的医疗保健及善终环境，落后于台湾、新加坡、日本、韩国等。这种恶劣的环境由社会政策和制度造成，而政策和制度的制订者正是我们的政府和立法会。

但讽刺的是，最需要明白社会现实的人，未必理解这道理。在黄伯判刑的同一天，特首林郑月娥指出，自己年过60岁都每日工作十多小时，推论长者综援资格由60岁提高至65岁合理。固然，部分人的确年过60岁都胜任工作，但那是一个乐意的选择还是为势所逼，却是一大疑问。若然香港人的生活没有真正的选择，官员拿社会的现实状况来讨论，只是毫无意义之空谈。

黄伯说：“要更多叻人带我们蠢人行。最紧要帮我们这些蠢穷人，多些选择多些路，就少好多悲剧。”要改变香港吃人的社会制度和环境，我们能够乐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