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任而非总辞　服众而非等待

立法会延任一年一如所料地在非建制派阵营中起争议，民主派议员周一（17日）发声明表示倾向留守，政治学者如中大马岳、城大叶健民、港大李咏怡、史丹福戴雅门等均挺留。现任立法会陈志全及朱凯廸反对延任，后者批评留任违反代议民主的原则。在民主派初选九龙西胜出的张昆阳指出“人民对你们授权只是四年，在今年九月就会终止”，欲战超区的区议员岑敖晖表示 “唯一可以决定去留的，只有民意以及是民主的机制”。

总辞派的最大理据在于现任立法会议员的授权只有四年，9月底将失效，因此没有资格留任。但第一，现任民主派议员延任并非完全没有授权基础。他们乃于2016年经选举洗礼产生，有一定的民意认授。若然政府随意任命一批人组成立法会，那才是完全没有民意认受，惟此非目前情况，两者不可等同。

第二，市民授权是否必然是恰恰四年正，不能多亦不能少？在“少”方面，不难想像有市民会以为立法会议员随会期结束已经不再在任，而不知道法律上其任期乃至9月底，不会纠缠是否整整四年。在“多”方面，设想立法会选举因打风等原因延期一个月，致新一届立法会未能在10月1日前产生及就任，根据现有《立法会条例》的紧急会议安排，原届议员可在新一届产生前行使职权，这不也是超越了四年之限？

第三，公职人员延长任期，诚然很可能会产生滥权问题，有违民主原则及政治伦理。但目前并非民主派议员主动提出延任，亦不见得他们借此滥权。当前情况乃立法会选举被政府押后，民主派议员“被延任”，他们是在这个既定现实下作出回应，本质上并非自利滥权之举。

第四，即使承认民主派议员留任的授权基础非完整，但难道我们能委托具完整认受的人进议会吗？不可能，因为目前情况之所以出现，正正因为选举未能举行。这种批评不但陷入自我循环，亦无视了现实中并非最好（经选举产生代议士）与次好（原届议员留任）之别。目前乃原届议员留任，及立法会失去一大批具一定民意认受的代议士之别。若要以民主伦理来定断，孰高孰低毋庸多言。

第五，有些人说即使留在议会，民主派议员也没足够议席制衡政府，有如政治花瓶。若果真如是，社会为何还要费唇舌争论去留？政府委任公职、进入咨询委员会时，民主派也会争取每一个机会监察政府，反映民意。放在立法会，不更是应该把握机会吗？

第六，代议民主在本质上就是“代议”。代议民主有别直接民主，原则上乃由人民授权及委托其代表，在议会内议政及作出决定。若然每一事项也等待民调结果，代议士只会是“举手机器”。再者，正如2016年立法会选举之时，不可能预料三年后有修例争议，四年后有国安法，代议士必然要按其理解及判断在多变的环境下作出决定，延任问题亦如是。若然他们的决定错了，便会在下次选举中受“惩罚”。目前选举虽然延期一年，但不见得无限期，选民届时自然可以综合议员过去表现来决定是否想重新授权。上述本来就是代议民主的运作，与事事公投的直接民主制本质不同。

第七，代议民主不会因为其为“代议”便不是民意及民主。公共议题不但复杂，需考虑多项因素，而且议题的数量及种类繁多，需要全盘而综合地审视。总辞与留任，至少牵涉未来一年立法会运作的问题，包括不同议案的审理。即使有市民会花时间分析所有因素之利弊而作取舍，也不能否认原届议员站在其位置上有其视角，值得尊重甚至信任。

这当然不是说代议士不用聆听社会声音，但他们不能人云亦云，毫无主见。若然如此，不但失去代议的价值，也会令社会变了由一堆喧闹不休、未经疏理的声音作主。相反，从政者的责任就是要为社会提供方案，并说明为什么那是好的，值得支持的。所以立法会议员需要的是主动向社会说明，为什么留任是较好的做法，而不是被动地等待民调显示的社会反应。

第九，亦是最后，非建制派阵营应该时常警惕，其在争取民主、与政权周旋的同时，会否也在将香港推向民粹。从近年欧洲政治风潮、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现象等，欧美学者指出民粹者往往自视为真正的民意代表，否定社会上其他声音的存在。当有些人以60万初选结果，当作是整个非建制阵营的民意声音，又或将不支持其路线者标签为“投诚派”及“出卖民主”等，不就是以己为唯一的“真民主派”？当有些人参选时喊得最强烈的不是什么良策，而只是批评现任议员和政党，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理论家乌宾那堤（Nadia Urbinati）有一句话值得警惕——“掌权的民粹领袖，需要持续地让民众相信，他不是体制的一部份，而且永远不会成为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