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派是不是忠诚反对派？

多名区议员发表“议会战线立场声明书”，声称“内会主席选举之重，在于瘫痪不公的内会会议”。对于泛民议员被指“松手”加快会议进程，他们批评为“示弱之举”，又谓民主派若然不团结一致，“即使35+成功，亦只会沦为恋栈权力的‘忠诚反对派’”。

这份立场声明书表示“民主阵营不容内斗”，但又公开逼使泛民议员澄清立场，跟随他们的瘫痪主张。区议员认为“内会主席选举之重，在于瘫痪不公的内会会议”，若然“不公”乃功能组别之存在，但区议会也有当然议员之存在，为什么又不用瘫痪区议会？

这些矛盾反映出在香港从政之难，民主派经常进退维谷。说到底，他们都须面对如何定位的问题。正如我们上星期提醒，立法会议员若打算用尽方法瘫痪议会，便可能被立法会主席剪布、建制派反制，未必能如其所愿。但即使不是瘫痪议会，从政者也绝非没事可做。随反修例浪潮而当选的区议员，这几个月以来不也是帮助了很多街坊，尤其在疫情期间支援基层？民主派虽然在立法会内只是少数，但他们也不是不能做实事，就经济、民生政策等提出良方。

反对派要有执政能力

论到“忠诚反对派”，近年它在民主派市民的语境中好像相当负面，或许受“忠诚”一词影响，以为“忠诚反对派”就是表面反对、实际上事事迎合。其实此词出自英国的议会政治，上世纪英国宪政学者詹宁斯爵士（Sir Ivor Jennings）便曾如此解释：“我们的宪法假定了在任何时候，如果政府辞职、落败或分裂，反对派可组成替代者……女王陛下的反对派就是女王陛下的替代政府。反对派领袖接近是女王陛下的替代首相。”换言之，“忠诚反对派”的重点是它的政纲及执政能力。

可惜香港的政治现实，与这种比贤与才的愿景相去甚远。“含泪投票”正好反映，不少选民并非支持民主派候选人，而只是不想建制派当选。去年区议会选举，传统泛民政党便相当明白，并非他们做得特别好，而只是建制派在反修例风波中特别差。

反修例风波令香港社会进一步撕裂，也令民主派的政治路线大幅收窄。如今连立法会内会稍有寸进，也被区议员批评为“暧昧”，质疑是“恋栈权力”。但坦白说，若非为了权力，他们为何参选？参选，就是进入广义的政治体制，获得法定的权力，包括决定如何善用公帑资源、以议员身份向官员问责等。同样走进了体制的区议员不问如何善用权力，只要求立法会议员瘫痪内会，而瘫痪议会本身并非议员权力范围之内。《议会规则》保障的是议会正常运作，即使钻空子阻挠议会程序，议会主席也大有权力终止。内会选举主席已耗费了16次会议，如今稍有寸进，竟也被扣上“暧昧”、“恋栈权力”的帽子。当有一天民主派沦落到要“斗黄”，以敌我分明的态度检验及强制统一各人的立场，这会叫人想起什么呢？

不是“敌我矛盾”

我们经常提醒政府、建制派以至中联办，不要以敌我分明的态度看待民主派。香港的民生问题以至政改方案，民主派都是可合作、甚至是应该合作的对象。中联办的统战也不能只拉拢“自己人”，更要向代表广泛民意的民主派招手，与之修补关系。邓小平在1984年便曾说，由香港人推进出来管理香港的人应该有左翼、右翼及中间派，“这样，各方面人的心情会舒畅一些。处理这些问题，中央政府从大处着眼，不会拘泥于小节”。

即使9月立法会选举，非建制派真的取下35+议席，这也不可能是“夺权”，因为香港的政治体制架构属“行政主导”，立法会的权力相当有限。以政治体制来吸纳民意，可以说是殖民政府的聪明之道。用中国政治语言来说，民主派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用英式议会政治来说，民主派是“忠诚反对派”，不是说他们必须事事赞成的“忠诚”，而是说他们有潜质提供另一套政纲及管治方案，与建制派比贤与才。

当代政治理论学者Jeremy Waldron曾经指出，忠诚反对派是发展民主及民主落实初段的重要一环，让政治党派明白一时之选举落败并非代表永远的胜负已分，事实上根本没有永远的胜负，各党派也要累积成绩，在下次选举再争长短。2018年11月的立法会补选中，建制派推举的陈凯欣取下49.52%选票，比起李卓人及冯检基加起来的还要多，但仅在一年后，建制派便以约四成对六成选票的姿态大败予民主派，便说明了民意可以转变得很快，也没有永远的胜与败。而这种民意转变、议席轮替，也是健康之事。香港人能适应这种正常不过之运作，而不是以敌我矛盾的眼光看待之吗？而从政者在决定参选之前，又有否想过自己到底是想走进体制、以现有的渠道促成改变，抑或留在体制外“抗争”、全面否定制度？而若选择后者，他们到底能否促进香港进步及改革？

走进体制中，当然会失去留在体制外的道德高地，甚至可能被批评为“恋栈权力”。在体制中若然想与各方势力换取成果，有时更须妥协，牺牲个人“光环”。但从政者的个人光环重要，还是促进社会改变重要？若果从政者“恋栈光环”，古今中外不少政治及社会改变也可能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