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佣中途宿舍问题延宕已久

疫情肆虐，社区传播迅速，形成众多且复杂的传播链。本港周三（5日）录得一种印佣确诊个案，当中患者在离开旧雇主家两周后发病，期间曾住过两间外佣宿舍，先后与32名佣工共住。无论正值大疫与否，如此挤逼的居住条件也是不甚理想。有关外佣宿舍环境、甚至外佣权益的忧虑一直存在，政府却无心关注，纵容中介公司继续剥削外佣人权，实在难以接受。

最近确诊的印佣先后暂住于湾仔及铜锣湾两间外佣中介公司的宿舍，其间与32及佣工共住，更有28名已返回雇主住所，可见甚有群组爆发的危机。但在疫情以外，上述个案亦反映外佣宿舍的居住环境相当恶劣。港府早前因应疫情，决定延长完约或中止合约的外佣留港时间。虽然目前外佣供不应求，外佣于离职后一般容易觅得新雇主，然而入境处审批新工作签证需时，增加期间外佣对短期住宿的需求，尤其是中介公司经营的宿舍。

据雇佣代理协会主席张结民所指，疫情下雇佣中介公司宿舍接待的外佣翻倍，300多平方呎的宿舍可能容纳20多名外佣，即每人平均居住面积只有15平方呎以下，挤逼情况匪而所思。另外，人力资源仲介协会主席廖翠兰推算，全港全港外佣宿舍约有6,000名外佣留宿，更指出部分外佣宿舍面积挤迫，有外佣甚至须“打地铺”，即使撤除染疫风险不说，同此居住情况亦已相当恶劣。

外佣宿舍问题一直存在

无疑疫情加剧外佣对中介宿舍的需求，但宿舍环境恶劣却非一时三刻的例外情况。其实外佣宿舍环境一直备受批评，诸如2015年印佣Elis Kurniasih意外生亡一案，便引起不少社会回响，原因是其入住的外佣宿舍被揭有居住了超过30多名佣工，事主更疑因过于挤逼须被安排于露天平台进睡，意外地被剥落石屎击中身亡。更甚者，中介公司擅长巧立名目征收高额费用（如电费、电脑使用费等），据当年传媒报道，入住中介宿舍的女佣更须缴付两周高达3,000元的生活费。

外佣来港工作，难免须短暂入住中途宿舍（如在等候签证、突然被雇主解雇等情况），而其经济条件、议价能力，甚至资讯均相当有限，中介公司所安排的宿舍几乎成为其暂居的唯一选择。然而，上述中介宿舍的环境无疑恶劣，明显严重剥削外佣基本的居住权利，充分反映部分中介公司贪婪无厌；更何况不少公司惯于违法向外佣超收天价中介费用，却未有提供合理的中途住宿以及其他保障，更是教人愤怒。

维持市场自由？

诚然，业内经营的外佣宿舍或许不尽是如此差劣，上述情况或可能只是经营商质素良莠不齐所致，但这正反映中介公司行为欠缺适度监管。香港寸金呎土，无论一般市民或是外佣，经济能力相对有限者去的居住面积均未得保障，亟待政府着手规管，惟政府却以维持市场自由为由拒绝，教人哑言。

不少外佣宿舍更属非法经营，很多中介公司未有就其短途宿舍按法例申请旅馆牌照，政府本就应加紧巡查打击，惟政府过去却处于被动，只作有限度的例行巡查及按投诉而作的突击调查，而成功检控的中介公司更是寥寥可数。以2010年至2014年为例，劳工处每年巡查中介公司的次数平均只有1,400多次，惟每年成功检控的公司数目平均只有4间，如此执法效率自然助长业界的猖厥行为。

外佣的存在对本港的城市运作相当重要，然而目前的体制往往无法保障其基本权益，港府必须就此检讨。长远上政府必须加紧打击非法中介宿舍，并更仔细监管有关处所的运作，特别是监管平均入住者的居住面积，须让中介公司承担其应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