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如何达致社会稳定──与韩正商榷

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韩正日前接见港澳政协，除了重申订立“港版国安法”的必要性，还强调香港有许多深层次经济民生问题必须解决，“但解决有个前提是什么？要有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没有安定的社会环境，很多问题就提不上议事日程。”我们乐见中央领导人指出解决深层次矛盾对香港整体发展的重要性，只是认为上述言论的逻辑可能会被认为本末倒置，因此有可以优化的地方。

与其说香港需要稳定环境才能针对深层次矛盾进行改革，倒不如说因为没有解决深层次矛盾，所以社会稳定才未能获得根本保证。倘若中央希望香港长治久安，那就必须如中共常讲的“正本清源”，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理清产生与解决问题的逻辑，继而督促港府在行动上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不然，香港将失去一代年轻人，而暴力示威将成为香港的常态，“一国两制”将因此而被视为失败的。

《香港01》不厌其烦陈述与解释香港的深层次结构矛盾，不仅希望香港社会寻求共识推动改革，也希望处理香港事务的中央官员认清香港社会问题的根本脉络。去年3月韩正接见港区人大代表团时，赞扬香港连续二十四年获评为“最自由经济体”，《香港01》当时便指出这种评价绝对不妥，只会让港府及社会精英继续被这个所谓“荣誉称号”迷惑，意识不到香港正在生什么病，因而一再错过改革的契机。韩正话音刚落，香港便爆发回归以来最大规模的反修例骚乱。如今他再就香港问题发声，其观点仍然像往年一样有值得商榷的余地。

香港的问题千头万绪，有人认为成因是欠缺自由民主，但我们对此说法极有保留，因为美国、法国也是号称自由民主国家，为什么还会发生“占领华尔街”和“黄背心”运动？我们不只一次提及，香港社会动乱只是表征和结果，其真正肇因在于源自英治时代、回归后被特区政府全盘继承的自由经济“传统”，在产业结构和分配结构上存在极大的不足。这个国际大都会表面看似繁华非常，实质上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房屋、医疗、交通、教育、安老、劳工保障等范畴都存在结构性弊端。市民的诉求得不到回应，怨气不断累积，社会不稳就是这样发生的。

平情而论，港府确实极端不负责任，总以诸多借口推卸主动领导社会经济建设的重任。例如在住屋这个攸关分配结构和基本生活保障的问题上，政府的理据是土地短缺，但香港其实有超过4,000公顷闲置土地（当中逾1/4由四大地产商持有），只要港府摆脱“自由市场”的教条，不把土地住屋问题“外判”给地产商，果断地引用《收回土地条例》收回闲置土地，房屋供应不足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韩正作为主管港澳事务的最高官员，应该敦促港府直接解决相关问题，把市民从高昂的生活成本中“解放”出来，从而为社会稳定奠定基础。

港府的卸责同样体现于拒绝大规模重组产业结构，而产业单一化使青年缺乏向上流空间，正是导致香港社会不稳的一大因素。香港的产业结构是畸型的──只有金融业和地产业，产业空心化非常明显。一方面，金融与地产造就众多超级富豪；另一方面，经济结构脱实入虚，导致普罗大众对GDP增长无感。韩正副总理除了主管港澳事务，还身兼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因此他除了应该鞭策港府自强，督促对方在经济治理上担当“主导者”，亦要协调香港积极参与大湾区建设，让香港借助区内其他城市的发展动能，推动自身产业改革，最重要是要确保普罗市民能够分享到经济融合的实利，不要重蹈“自由行”只有少数既得利益者获利的覆辙——一个原本是利港的政策竟然受到年轻人强烈谴责，甚至成为加深陆港隔阂以及强化两地矛盾的原因。

香港应该怎样走下去，应该如何达致社会稳定，这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港府不应再陶醉于所谓“最自由经济体”的虚荣，更不应在自由经济的教条下把怠政懒政合理化，否则这个香港人过往辛苦建设的家园只会继续沉沦；而作为特区政府直属上级的中央政府也要认清放任的自由经济就是香港深层次矛盾的主要部分，不要再让港府继续误判。如果中央和港府都在认识上深陷误区，香港的民生困局势必加剧，到头来社会稳定就无法得到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