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骆新局】民生问题难道不用“监督”？

港澳办和中联办日前就立法会停摆一事多度发声，证明积极“一国两制”、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动了真格。“两办”的做法确实有助拨乱反正，但单单批评立法会的乱局、只限政治层面并不足够，若要真正令“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关键在于让活在这个宪制安排下的大多数市民感到幸福，这就不能回避社会经济困局，特别是深层次结构矛盾。社经问题迟迟未获解决，一方面源于港府怠政，另一方面源于既得利益势力阻挠。我们深信中央有诚意协助香港走出困局，因此“两办”对特区的“监督权”应当包括支持港府撼动既得利益，对香港的整体福祉有所承担。

香港的问题千头万绪，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只要解决土地住屋问题，不少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这个城市拥有无数亿万富豪，同时亦是“㓥房之都”，基层苦苦轮候都无法获分配公屋。许多人为了“安居”而费煞思量，因为处理不当的话，势必干扰就业、结婚、生育、退休等人生大计。如何把他们从住屋困局中解放出来，是为政者不得不处理的问题。

这个问题早已受到中央领导人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出席特区政府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时表明，香港“住房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敦促港府解决问题，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可惜，林郑似乎“左耳入、右耳出”，否则她就不会拒绝全面粉岭高尔夫球场，继而在该处广建公屋了。事实上，港府怠政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我们至今仍未看到当局有清晰的蓝图收回位处新界、由四大发展商持有的1,000公顷土地。只要善用这些土地，住屋问题便可有效舒缓，但政府就是没有决心。

“社会整体利益”包括安居乐业

必须强调的是，港府碌碌无为固然值得批评，中联办过往亦不见得有充份履行职责。中联办4月中旬回应泛民质疑它“干预”立法会运作时强调，“两办”有权代表中央政府，就涉及中央与特区关系事务、基本法正确实施、政治体制正常运作和社会整体利益等重大问题，行使监督权。何谓“社会整体利益”？市民的安居乐业肯定包括在内。中联办过往有没有就此实践过“监督权”？似乎没有，起码没有像今次批评郭荣铿那样，批评极其扭曲的既得利益结构。

香港既得利益结构极其扭曲，“地产霸权”的存在就是证据。在商言商，地产商当然以盈利为最主要目的，但他们之所以如同“霸权”、香港贫富差距之所以位于世界前列，归根结柢就是政府没有管理好市场。虽然这个既得利益结构源自港英时期，但回归后不论港府和中联办均没有正视这个问题。在许多市民的认识中，中联办与商界过从甚密，受到既得利益集团“围猎”，如此不单无法代表中央就香港社会整体利益进行“监督”，反而不幸地加剧不合理的既得利益结构，连累市民对中央的观感变差。

诚如文章开首所说，“一国两制”若要走下去，一定要让市民感到这项伟大事业与他们的福祉息息相关。“两办”积极就本地政坛乱局发声之余，亦要明白“社会整体利益”不限于政治领域，经济民生更加重要。倘若中联办能够促使地产商放弃过度扭曲的既得利益，让社会经济结构变得健康，让市民住得有尊严，那将有利社会稳定，令“一国两制”更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