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积极“一国两制”需要耐性

从“两办”谴责郭荣铿在主持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选举时恶意拖延，到中联办表明它不是《基本法》第22条所指的一般意义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有权代表中央行使监督权，种种事例显示中央处理香港问题不再闪闪缩缩，这是非常显著的变化。对此，泛民主派质疑中央抛弃“一国两制”，本地一些网络言论亦指中央想“揽炒”香港。这些排拒声音恰恰证明，推动积极“一国两制”必须有序和有耐性，要让香港社会有空间和时间适应。

香港社会对内地的排拒情绪并非近年才出现，而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香港人口的主体是内地移民及其后代，他们对内地的认识基本上还停留在“文革”、“六四”层面。虽然内地近年在多个领域长足发展，但中共保留了很多专制特质毕竟亦是事实，以致港人继续负面地看、甚至惧怕内地的一切。在内地仍未发展起来时，港人尚可以经济上的优越感来寻找慰藉，但随着香港在经济发展上滞后于内地，优越感慢慢丧失，恐惧感占了上风，陆港融合甚至被民粹地视作“内地入侵香港”。

现在回想，中央在香港回归后一段颇长时间内以“井水不犯河水”的方式来实践“一国两制”，确实滋生不少弊端。基于陆港两地历史背景不同，“一国两制”是有必要的，既可推动国家统一，亦可尊重港人原有的生活方式，但“井水不犯河水”思维只会加剧港人的区隔心理，导致香港社会普遍强调“两制”而少谈“一国”，结果就是国家观念极其薄弱，无助两地增进了解。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井水不犯河水”下中央过度相信港府官员，高估后者处理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纠正“自由市场”弊端的觉悟和能力，以致香港深层次结构矛盾加剧。种种问题叠加，香港便陷入一个难以自拔的管治困局当中。

毋庸讳言，近年香港的政治与社会矛盾不断累积，“占中”、旺角骚乱、反修例示威都是矛盾的反映，“港独”等激进思想在抗争氛围中擡头，触及国家安全的底线，必须正视和解决。这是中央锐意推行积极“一国两制”、落实“全面管治权”的背景。许多人强调中共十九大四中全会提及的“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当然非常重要，但同样不应轻视的还有“完善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内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机制……着力解决影响社会稳定和长远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不难看出，积极“一国两制”和“全面管治权”既有政治面向，还有经济民生面向，但无论是哪个面向，“指导思想”都不再是死守陆港“区隔”，而是在“一国两制”原则下把两地命运连系起来──政治上，香港要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经济上，香港可借助内地的发展动能，突破自身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

事实清楚不过，“井水不犯河水”论已遭摒弃，“两办”出招证明积极“一国两制”已经进场，但其细化执行则考验主事官员的工夫。中央开出了药方，但毕竟需要时间见效。诚如上文所说，香港社会对内地有很强的抵触心理，反修例示威、“封关”闹剧、泛民对“两办”声明的回应都证明了这一点。

“井水不犯河水”思维多年来习非成是，要纠正当然不容易。对于泛民议员和普通市民而言，他们要明白香港已走到十字路口，必须在接受和排拒中央原则立场之间作出正确抉择；对中央来说，它须有序推动全面管治权，要注意方法，特别是要给市民一个适应和接受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人心回归，令“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