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佣应有合理居住空间

据目前政府的标准雇佣合约规定，本港的外籍家佣必须与雇主同住，惟有菲佣在2016年入禀高等法院，并提出司法覆核，认为这限制有违宪之嫌。司法覆核被驳回后，菲佣不服裁决提出上诉，案件周二（17日）在上诉庭开展聆讯。规定是否违宪属法律问题，要交由法庭处理。但在政策层面，同住规定不但使外佣在空余时间被迫工作，亦或会反过来在假日被迫外出，行动自由大受限制。政府值得考虑放宽限制，提升外佣来港工作的吸引力，以应付未来庞大的需求。

自1970年代初政府推出输入外籍家庭佣工政策后，截至2019年3月底，本港的外佣人数已多达391, 586人，占劳动人口约一成。对本港的经济结构而言，外佣分担了不少家务工作，使更多女性可投入就业市场，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可是，自2003年港府推行强制留宿规定，外佣的休息环境不但没有充分保障，而雇主涉嫌虐待外佣的惨案更时有听闻。

2003年转捩点

回看当时的政策背景，2002年有雇主安排其外佣在花店工作，终被判囚两个月，事件引起舆论对非法劳工的关注。适逢在千禧年初本港先后经历科网股爆破和911事件，经济不振，失业率飙升，迫使港府为回应民间声音。为加强保障本地劳工的就业机会，港府将原先外佣住宿上自行与雇主达成共识的安排，改为强制同住，以减少外佣在工余空间“揾外快”的机会。据入境处的“标准雇佣合约”列明，外佣须于合约内订明的雇主住址工作和居住，而雇主须为外佣提供“免费、合适、设有家具而有合理私隐的住宿地方”。如雇主不符合规定，其申请将会被拒绝。

然而2003年的政策背景已远离，正如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在2018年讨论特区政府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报告时写道，“部分委员对于外籍家庭佣工的‘两星期规定’及‘留宿规定’表达关注，并促请政府当局每年检讨是否有需要继续施加这些规定”⋯⋯“部分外佣即使被雇主虐待或剥削，亦不敢向警方或劳工处举报其个案，因为他们担心在‘两星期规定’下，他们可能会因为被提前解约而须返回原居地。该等委员亦察悉，部分外佣未获提供合理住宿环境，而且工时极长。”这都证明2013年与2014年的印佣Kartika和Erwiana虐待案，背后实有制度成因，而非个别事件。

再者，本港家庭居住面积不足，部分无良雇主安排外佣瑟缩一角，同是剥削外佣应有的基本生活环境。外劳事工中心（MFMW）在2017年的研究报告指出，虽然标准雇佣合约要求雇主提供“合适的房间及合理的私隐”，但结果却显示不少外佣都被安排在储物房、厨房、厕所等空间休息，不但难言是“合适的房间”，更绝无“合理的私隐”。而最臭名昭著的例子，莫过于是儿歌天后李紫昕，遭媒体踢爆让外佣睡马桶上的舖床。

政府论点站不住脚

可是，港府一再强调要“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并指“容许外佣在外留宿的风险，以及对私人住屋和公共交通造成的负荷等问题”，但这两大论点亦有斟酌之处。无可否认，本地工人就业乃是任何经济体的重中之重，但外佣的权益和就业机会本质并非相互排斥，更不应以牺牲前者的合理权益来达到目权。毕竟非法劳工问题，不仅涉及入境处执法的力度，也涉及好些唯利是图的雇主，故要外佣承担起所有结果也非公允。

港府以社区负荷问题作辩解，同样也是难以站稳阵脚。在私人住屋方面，一般外佣仅拿四千多元工资，根本难以负担本港的租金，即使外佣有意在外留宿，亦只能靠数人以合租形式，分担开支。如果强制同住被废，也不等同“强制在外居住”，只是雇佣双方的自行协商去向，并不一定大增租盘需求。在公共交通负荷上，除非外佣的工作足不出户，否则她们在社区定会衍生交通需求，与是否同住无关。

除了劳工权益外，废除同住政策亦有其功利考量。本港踏入人口老化年代，使愈来越愈外佣将会负责照顾长者，而数字上2016年亦有约一成60岁或以上独居长者聘用外佣，较1995年的2.5%大升3倍，可见本港对外佣的需求将有增无减。与此同时，随着女性劳动力逐步释放到市场，亚洲各国对外佣需求同样日益，外佣到外工作时将有更多选择，无须视本港为终站，故容许外佣在外留宿，亦可提升在港工作的吸引力。不论在劳工权益和功利两大面向上，废除同住政策不但可还外佣应有的劳工尊严，更是维持本港吸引力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