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无薪假制度　为何香港做不到？

修例风波加上新型肺炎夹击香港，百业萧条。企业要节流，开出裁员或者放无薪假两个方案，为保饭碗的雇员大多选择无薪假，实际效果如同减薪。
劳工看似无奈在两难中二选一，但原来在经济不景时还有其他出路。德国的“短工时”津贴政策（kurzarbeit），既避免在金融海啸期间触发大型裁员潮，也保障了雇员利益。彼岸的例子，香港若要实行起来，势必撼动劳资关系。问题是我们准备好推动全盘改革了吗？

香港雇主推出无薪假，工会组织提醒员工要精明，例如要有文本记录，清楚了解条款，避免同意“放弃日后追讨权利”的条款，不能无了期放无薪假，而且紧记有权反对无薪假安排。但话虽如此，香港的工人力量薄弱，难跟资方平起平坐，讨价还价。面对企业推行无薪假，或许多数人只是被通知及无奈接受。

德国短工时津贴　劳资官三方协作

相比之下，德国短工时津贴例子值得香港讨论。政策在金融海啸期间推行，成效显著。当时德国政府放宽劳工法例，企业实施缩短工时制度期间，政府会补贴企业应付与实付工资差额当中的60%至67%，联邦劳动署将补助一半的社会保险，而劳工在短工时间内接受职业训练，其社会保险费用全由联邦劳动署负担。另外，政府豁免上述的三分之一员工影响比例，又简化申请短工时津贴的行政程序，容许短工时津贴最长申领期，由6个月逐步延至24个月（现回复至12个月）。

在2009年的失业高峰期，150万名德国人参与短工时津贴。若然当中一半人被裁员，失业人口便超过400万，失业率飊至逾8%。可见短工时津贴为不少德国雇员保住了饭碗，同时工资又有保障。

再者，此政策把缩短工时制度化，劳资官三方可以依照法规实施，不像香港般，个别雇主自订规则。企业若要实施短工时津贴，需要证明工作量因为经济或不可抵抗事故而严重减少，情况是暂时、无法避免，影响至少三分之一员工，以及薪资减幅超过一成。

跟香港相比，德国政府介入较深，支援亦较强，例如可判定企业是否符合停工条件，以及补助津贴。另外，雇员有更大话事权，例如资方必须征得职工代表会同意，而且可获得详细安排。

引入德国模式　需要彻底改革

“德国模式”相当完备，但香港难以在今天照办煮碗。德国能做到，是因为国家有过百年的社会保险体制，以及共责体系，平衡劳资官三方权力。在短工时安排上，企业要容许工会参与决策机制，雇员要支付社会保险，政府要在关键时刻介入企业营运，以及愿意支付补助。环顾香港，政府忽视劳工权益，待遇只是牛步改善，除了实施最低工资外，集体谈判权、失业保障等从缺。企业善待员工只是出于雇主好意，而非制度保障。

再者，德国雇员亦有共识，在经济景气时抽取一定收入往社会保险，以至在逆境时，政府动用社保补助薪金后，仍有相当储备应付退休金、医疗和失业等补助。另外，短工时制度不代表雇员赋闲，员工亦按规定参与职业训练，实行“停工不停学”。

相比之下，香港一般打工族拥有人浮于事的心态，不擅集结力量，向政府和企业争取权益；对于分摊风险的供款制度，例如全民退休保障，只是在近年才得到较大支持，错失及早落实的时机。港人向往德国的劳动保障，以至羡慕台湾廉价医疗系统，新加坡的组屋制度，背后靠厚实的税收和社会政策支持，亦要靠官民互相信任。香港要仿效这些优良体制，需要如重灌电脑般的社会经济改革。我们准备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