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高官捐薪能否振奋香港士气？

新型肺炎持续有确诊个案，百业萧条打击市民生计，香港社会可谓士气低落。会计专业发展基金的召集人林智远周日（23日）建议，特首林郑月娥应牵头带领问责官员捐献两个月薪酬，以援助基层及弱势社群，并作为抗疫失妥的问责。对比立法会刚通过的300亿元防疫抗疫基金，三司十三局首长的总薪酬只算九牛一毛，但港府不善处理政治危机，各司局长的确予人离地、不懂民间疾苦的观感，可能令人认为不值得领取高薪。就此，问责官员必须反思。

林智远周日批评港府把关不力，且无力处理“口罩荒”等问题，抗疫工作令人失望，故期望问责官员能捐出两个月薪酬，牵头援助基层及弱势社群。林又认为，尽管此举属杯水车薪，但由于不少打工仔受疲情影响，须减薪或停薪留职，若政府官员能自觉行动，则能振奋人心。

捐薪背后的民怨

财政上港府不缺抗疫资金，而高官捐薪的总金额只合计约1100万元，但社会出现捐薪之建议，反映的是官员处理危机不善、民望低落之问题。即便出身于会计界的林智远，亦深明“政治只是观感”的道理，惟在政圈打混多年的港官，却一直忽视政治言行带来公关灾难。一如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早前在网志表示，自己以私家车出入办公室，没有乘座公共交通工具，连续22日没有戴口罩，这变相可将口罩留给有需要人士。诚然，罗局长所述确实有如其事后解话，只是“分享事实”，但其“陈述式”的言论，也难免予人离地的政治观感。毕竟当下除了仍有大量民众没有足够口罩抗疫外，更有不少基层市民为了糊口，“被迫”乘座公共交通工具出入工作场所，实在难以将口罩留给有需要人士。这可见罗局长的智商虽高达160，但肯定不是政治上的“智商”。

再者，香港官员向来薪酬算高，但其表现不滞，自然令市民更加不齿。举例而言，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怡翔些周在立法会会议的回应不对题，被批评“发梦”，有负其公帑薪酬。目前特首林郑月娥的月薪为约41万港元，仅次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而三局十三局的问责官员，月薪亦逾30万港元之余，更是本港入息中位数约20倍。若港府响应林智远的提议，主动捐薪，不但难以对个人的财政产生捉襟见肘的影响，更可向大众展示出自我牺牲的管治魄力和精神，成为各行业的指标，从而缓解民众对港府的不满。一如2012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曾因民众对生活成本上涨大感不满，同意减薪36％。减薪肯定无力解决楼价上升和收入愈见不均，但亦能给予外界共渡难关的“观感”。

“政治只是观感”

其实政府官员以外，部份商界人士已展示出共渡时艰的诚意。肺炎肆虐令本港百业萧条，食肆和零售店首当首当其冲，在解雇潮和结业潮此起彼落之际，艺员古天乐投资的名厨酒家虽已暂停营业，但亦给予员工放有薪假期，且明言不可裁员。同属饮食业的太兴集团和叙福楼集团亦采用“削上不瘦下”的眼光，针对地削减管理层或正副主席的薪酬。不管上述共渡时艰的举措是出于真情或假意，但在公关形象和振奋士气传媒报导的考量上，至少亦能换得“良心雇主”的加许。

香港的高官应该明白，“政治只是观感”，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姿态，都可能赢得掌声，也可能令社会民怨载道。港官一向予人技术官僚的观感，只强调专家和科学家的意见，有欠人性地体察民间疾苦，没有像古罗马谚语中“同侪之首”（first among equals）的政治和道德榜样，某程度也是不善处理公关工程使然。一如前特首曾阴权在2007年竞选连任时，抛出“我会做好呢份工”作为口号，随即惹来不少批评，认为曾阴权抱有“打工仔”心理，只会依循上旨，没有理想和历史使命感。纵然好些批评实属过分解读，但毕竟所有参与政治、且能成为公众领袖的人物，其一言一行都无可避免会被公众以显微镜检视和解读，才会衍生出“政治只是观感”这一老掉牙的说法。因此，当社会有高官捐薪之建议，重点不只是捐薪与否，而是其背后反映的问题。香港的政治领袖必须设法在政治观感上展现出同舟共济、同侪之首的风范，为离地形象注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