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长产假法例“迟产”　罗致光责无旁贷

2019年将结，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周日（12月22日）在网志指出，延长产假法例修订预计在明年年中通过，但担心立法会“停摆”而令修例无法“顺产”。然而，此法例修订由2018年《施政报告》提出至今，历时漫长，皆因此中涉及的技术问题，政府对于“迟产”本身又能否推说没有责任？

政府对社会需要充耳不闻

香港引入产假的概念是在1970年。当时引入的10周产假一直沿用至今。期间于1981年作出修订，规定资方需要提供相等于雇员平均工资三分之二的产假薪酬，并进一步在1995年将比例提升至五分之四。

10周的产假成为不少职场女性的困扰。在一些亲子、女性网络论坛，如何合理分配这短短十周是常见的讨论话题。现代医学教科书明确写道，胎儿、胎盘娩出后的产妇身体、生殖器官和心理方面调适复原的一段时间，需6至8周，这段时间被称为产褥期。但由于产假只得10周，现实中许多孕妇为了在生产后可休息满8周产褥期，只得在预产期一直工作至最后两星期，对身怀六甲的孕妇显然过于辛劳。

国际劳工组织于2000年制定的《保护生育公约》，建议产假应为期不少于14周。然而，香港社会虽然多有讨论，这建议却一直拖到2018年《施政报告》才获政府采纳。显然，政府本身办事的效率并不高。政府迟了18年才注意到产妇的需求，提出修例。所以，罗致光应该看到延长产假修例的“迟产”，不只是现在因为政治气氛而可能迟一年半载，而是本身已经迟了许多年。

推动民生福利之态度消极

一方面，立法会议员应多做实事，警惕因政见之争影响了民生改善的进程。尤其是在反修例风波以来，立法会也非常政治化，令人担心动辄会阻碍民生政策。但另一方面，罗致光在指责他方时，更应检视自身的不足。

事实上，在多个直接或间接与职场妈妈有关的议题上，罗致光及政府班子表现得并不积极。比如，在与产假休戚相关的男士侍产假上，罗致光态度强硬地拒绝了延长至7天的提议。2018年，立法会通过将男士侍产假由3日增至5日的草案。然而当民主党进一步要求将侍产假增至7日，并要求将侍产假薪酬由八成改至全薪，罗致光却以撤回草案为威胁，反对这一提案。需知，男士的是产假不仅能够帮助产妇生理和心理的恢复，更会减少社会对职场女性尤其是职场目前的偏见和非议，对两性平等有重大意义。因此，瑞典有3个月的侍产假，法国为11天有薪，并在争取提升到6周，而内地也有7到30天。又比如在令职场父母事业育儿两难的问题上，罗致光仅表示会争取新增2800个服务名额，不仅名额相对严重短缺的社区托儿服务需求杯水车薪，也并未触及职场家庭岗位歧视的结构弊病。

更何况，罗致光还在诸多其他劳福议题上欠作为，比如过劳死定义和职场保障问题，比如当下社工、清洁工等在社会冲突下工作的保护问题等。并不是说只有做到了100分，才能对他人发表意见。当罗致光在诸多问题上表现得并不主动积极，对过往政府的不作为也熟视无睹时，如今简单地将民生政策的责任归咎于立法会的停摆，只怕也过于偏频。

不可否认，立法会议员应做实事，勿将政见之争变为意气之争，更需警惕勿让政见不合影响民生改善。但即使立法会议程有问题，也不代表政府便是对的一方。香港诸多民生政策要么“迟产”，要么“难产”，能够“顺产”的为数不多。罗致光作为劳福局局长，他若不知自我反省政府之责，便很难有说服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