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治困局求破　香港需要政治家

周一（9月2日），路透社引述一段据称是早前特首林郑月娥与商界人士会面时的录音，当中林郑语带哽咽地承认，在香港引起了“不可原谅的混乱”，“如果我可以选择，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辞职。”虽然她在周二的记者会上，声称从未向中央请辞，强调不会一走了之，但录音证明了她曾有过辞职的念头。反修例运动至今接近三个月，官民互信尽失，港府进退失据，反映林郑已没有政治能量。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怎能相信她有能耐推动大刀阔斧的改革，带领香港重新出发？而更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回归二十二年以来，香港总是没有杰出的管治人才？

对于当下乱局的责任，林郑的解释显然没有多大说服力。她指香港局势已提升至“国家层面”，特别是在中美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作为特首化解香港危机的政治空间“非常有限”。平情而论，国安议题确实不是林郑可以处理的，但她似乎忘记了，即使是相对简单内部事务，她也处理失当。例如今次源于《逃犯条犯》修订所引发的政治冲突，其实就是港府一手造成的。我们早于修例之初便指出，当局只懂照顾商界忧虑，以为条文“减辣”后便可在立法会闯关，没有向社会大众详细解说，导致市民对修例的质疑和恐惧不断发酵；而在“612”警民冲突后，当局无视各界呼吁，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错过“拆弹”良机。多个错误层层叠加，局势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香港01》从不认为反修例运动是单一政策失误所造成的，两个多月以来的政治冲突，实际上只是表征，根本原因是深层次结构矛盾迟迟未获解决。无可否认，不少市民曾对林郑月娥寄予厚望，希望她能修补梁振英时代的社会撕裂，带领香港重新起步。上台之初的林郑曾经带来一番新气象，除了在政治上与泛民改善关系，在民生上亦有一些惠民措施，但这只是最基本的，因为在克服上文提及的深层次结构矛盾，以及撼动既得利益势力特别是地产霸权上，这位号称“好打得”的特首一直交白卷，有负市民期望。

政治不是一份工　对人民要有承担

某程度上，林郑月娥的失败折射香港欠缺政治家的问题。政治人物若要成为为人称颂的“政治家”，首先必须明白政治不是个人事业，更不只是一份工，而是对时代、对香港有所承担的使命。对于社会问题，政治家不应采取小修小补的态度，而是应该负起了解情况、说明挑战、谋划未来，以及切实执行的重任。香港正面对社会转型的巨大挑战，“居安思危”与“火中取栗”都是香港政治家应有的认知，必须具备足够识见与魄力推动社会与经济改革。

林郑不是第一个“出事”的特首。事实上，回归以来有哪个特首不出事？董建华和梁振英看似有政治抱负，但都是眼高手低──前者的“八万五”政策无疾而终，后者虽然展现解决住屋问题的决心，但到头来楼价还是飙升，其以斗争为纲的管治方式甚至令社会陷入严重撕裂。出身公务员的曾荫权和林郑月娥则无法摆脱“打好呢份工”的短视、“走精面”心态，并且深受“小政府大市场”思维束缚，往往把商界利益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漠视基层住屋等民生议题。不然，怎会发生曾荫权停建居屋、林郑拒绝全面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以解市民住屋燃眉之急的情况？

林郑月娥在周二的记者会上声称，尽管两个月来经历非常大的心路历程，但最终都决定以能够帮香港走出困局作考虑点。这番话难免令人想起董建华那句“要离开好易，留低需要好大勇气”。这种表态看似激昂，但毕竟掩盖不了缺乏智慧、管治能力不足的问题。我们也许不能盲目推崇政治人物以“一走了之”的态度丢下自己制造的乱局，扮作潇洒，可惜的是，林郑这番闭门说出的“真心话”，也让人看到她并不具备“承担责任”、清理自己制造的烂摊子的政治魄力。

更令人扼腕的是，为何这么多年来，香港未能出现真正的政治家，也显然缺乏培养政治家的土壤？董建华说“要离开好易”也许是对的，由此带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换个人能否治好香港的社会沉疴？根据《基本法》第53条，当行政长官不能履行职务时，由政务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律政司司长依决临时代理其职务，可是目前坐在这些位子上的人，又有哪一个有政治家的视野与气魄，能够让香港人放心，带领香港跨越难关，实现迫不及待的社会改革？

对港府来说，当务之急肯定是让社会恢复平静，但这不是终点。正如《香港01》社论早前指出，经历政治动荡的香港，必须凝聚改革共识，通过建立有效机制，培育新一代能够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的政治人才。否则，香港恐怕会继续蹉跎，重蹈四任特首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