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会冲击】通识令青年激进？　研究早指无证据　董建华须慎言

全国政协副主席、首任特首董建华认为，七一冲击立法会是破坏法治，政府一定要彻查事件。他又承认担任特首付间推行通识教育失败，是年轻人“出问题”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过往研究指出，通识科并没有大幅影响学生的公民和政治参与，亦未令大多数学生转趋激进。除非有更多证据反证，否则政治领袖不宜随意把社会矛盾怪罪个别原因。董建华治下七年，施政亦屡起争议，鉴己照人，他实不宜作出轻率评论，避免再为社会添油火。

2015 年研究　通识科非激起政治参与主因

董建华在本周三（3 日）主动与传媒高层茶叙，分享修例争议和七一冲击的感受。他认为通识教育导致年轻人问题，形容自己任内推动通识教育“失败”。按理说，施政者坦承己过，值得赞赏，可惜的是，董生这番“自省”却缺乏事实基础。

由反对国民教育课程、雨伞运动、旺角骚乱到反修例，每逢青年主导的社会运动兴起，总有人怪罪通识科，指摘通识科的政治议题有欠全面，还有教师利用课程鼓动学生反抗政府，董建华绝非第一人。然而，他们似乎妄下判断，亦逃避争议核心。就通识教育影响而言，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在 2015 年中进行研究，访问逾 2,800 名中五学生，了解中学生公民价值与政治参与，结果发现，通识元凶论缺乏足够理据。

举几个例子：

一、被问及认为在公众地方大规模集结能否收效，喜欢通识科学生和不喜欢通识科学生没有统计的显著分别。

二、研究中的所有学生，过去十二个月（包括雨伞运动）参与政治活动的次数也不太高，只能说喜欢通识科的学生较不喜欢的学生活跃。

三、其他因素对于预期或实际政治参与度，比学生对通识科的兴趣更大，包括后物质主义的价值取向，对社会议题的理解力和公民参与能力有信心等。

四、喜欢通识科对改变他们的政治取态没有显著影响，反之更容易跳出自己的社会位置，全面审视公共议题。

学者结论，若然继续纠缠通识科会否令青年变得激进，只会阻碍公众了解青年激进化的关键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在 2018 年初的《港澳研究》期刊刊载，而期刊是港澳办主办、全国港澳研究会的刊物，有一定分量，政治领袖和其智囊理应不会陌生。然而，到了今天，董建华以至其他领袖旧调重弹，随意批评学生和通识课程，似乎忽略这篇文章，甚为可惜，有失大体。退一万步，若然时局已经变化，他们认为通识科真的煽动学生冲击，就应拿出证据，而非凭空判断。

评论反修例风暴欠说服力　有更合适任务

更重要的是，董建华在担任行政长官期间，管治问题丛生。在其任内，香港经历金融风暴、负资产和沙士袭港，非他一人造成，但他拙于处理民生和政治事宜，则导致民怨沸腾。民生方面，政府分拆公屋资产、建立领汇并上市，悄悄宣布“八万五”房屋政策不复存在，又批准孙明扬“孙九招”托市，强化社会的房屋不平等。政治方面，他解散市政局及区域市政局，令市政管理转差，他所拣选的问责制官员里不少人更属“惹火”人物，例如马时亨、叶刘淑仪、孙明扬等人。2003 年的七一大游行虽然以反对《基本法》廿三条立法为主要诉求，但夹杂了各式各样的民怨，成为两年后辞职的导火线。

施政劣迹斑斑的董建华显然并不是评论反修例风波的理想人选。他把反修例风波责任在于青年示威者及他所谓的“幕后主事者”，无视港人对近年政府施政的怨愤，搞错了社会复和的方法。真正解决纷争之道，是要求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查明这场“六月风暴”的来龙去脉。作为国家领导人，他更有建设性的行动应该是担任沟通桥梁，例如主动接触研究青年议题的学者，掌握民情，并转告中央领导人，为香港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