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郑月娥、李家超如何害了警队 孤立年轻人？
每逢大型社会运动，警民冲突总会成为舆论的焦点所在，近期因为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已经触发了多场大型示威游行，部分推崇勇武抗争的示威者，更不惜以身试法发动冲撃。但抗争者毕竟都不是恶意犯罪的暴徒，不少场合更可能混杂大部分属“和理非”的和平示威者。而警察在执法行动中，应如何拿捏尺度，即既要维护法纪，又不至于过分运用武力，令社会情绪“火上加油”，都在在考验警方的应变能力。
但综观自6月9日至7月1日将近一个月的风暴当中，我们看到的却是警方在执法过程中进退失据，究竟要“乱世用重典”，还是采克制疏导之途，前后全无章法，甚至部分有失纪律部队之名的举止，更助长了警民冲突，令社会情绪不断升温。我们试想像一下，如果警方由始至终便纪律严明，克制地使用武力，今天的社会气氛会否平和一些？而部分警察的不当行为，更令整个警队蒙羞，令香港警察花费数十年建立起来的声誉，恐将毁于一旦。
警队执法进退失据 引爆“六月风暴”
现在回头去看，警察执法行动的“辣度”大致以6月12日为分界线，市民可能还记得该日前后香港仿佛“戒严”的景况——在12日“三罢”和原订二读《逃犯条例》修订的前夕，在11日入夜后的金钟站已有大批配备头盔警察巡查，不少年轻人要靠墙一字排开，被查身份证及搜身。有立法会议员指，警方查身份证后不准青年离开，“摆喺到示众”，当时气氛之剑拔弩张，可想而知。
次日（12日）大批市民聚集金钟一带，包围政总及立法会，在下午3点后形势急转直下，有示威者冲击立法会，随后警方即展开数小时的清场行动，手段之强硬属近年仅见。据警务处长卢伟聪称，估计全日行动共施放约150枚催泪弹、约20发布袋弹，和数发橡胶子弹。传媒报道了不少警方涉嫌过分使用武力及挑衅行为的照片及影片，包括恐吓及辱骂记者、近距离直射催泪弹、以警棍袭击正背著警方离开的示威者、用警棍殴打已被制服的示威者，及在金钟港铁站口放烟雾弹以致殃及池鱼等。期间更因急于清场，导致聚集在中信大厦附近的一批和平集会示威者遭受围困，险些酿成恐慌情绪蔓延和人踩人的惨剧。
自612事件之后，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声音不绝于耳，追究警队滥权成为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运动的其中一项主要诉求。而事实上，由于特首林郑月娥在6月15日已宣布“暂缓”修例，有不少人的解读是政府已实质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因此在6月16日逾百万人大游行后，运动本已难免逐渐降温，但仍然维系示威者一方“士气”的矛盾，反而变成是追究警队滥权这个因运动衍生的次要议题，导致分别在6月21日和6月26日发生两次包围湾仔警总的事件。
而政府及警方应对示威者的方式，自612事件后亦明显地转趋低调和克制，政府各主要官员亦避免公开露面及发表谈话，以免刺激公众情绪；在两次包围湾仔警总的事件中，警方亦近乎“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转为采用“悲情牌”。
双方如是一直僵持到7月1日，除了上午已有零星冲突之外，至下午1时30分左右，突有一小撮示威者手持大铁枝和以铁笼车，不断撞向立法会综合大楼的落地玻璃，约百名手持盾牌的警员在立法会大楼内戒备，并举出红旗警告，要求示威者停止冲击，否则使用武力。但直到下午5时，示威者仍在不断撞破立法会不同入口的玻璃，但碍于警察驻守在内，故未有进入。双方一直僵持到晚上9时左右，原先驻守立法会的警察突然离开，于是示威者便乘机“攻占”立法会。
高官无能警队成磨心 应设独立调查委员会还警公道
以警方与示威者之间的武力差距，理论上只要有大批警员驻守，示威者根本难有可乘之机，故不少市民质疑警方如此部署，是蓄意设置陷阱，陷这些年轻躁动的示威者于不义，并以此遂其政治利益。虽然警务处处长卢伟聪事后解释，指警方在晚上决定撤退，是因为受地形所限，难以使用一些用于室外的武力；而示威者关掉室内部分照明，亦担心漆黑环境会导致人踩人及其他不愉快事件；同时有示威者向警方投掷白色烟雾，因此警员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唯有暂时撤离。
不过，卢伟聪上述解释，并无法说明一件事实，就是示威者早在中午就已经不断冲击立法会的玻璃，直到晚上才真正“攻占”立法会，期间警方早已举出红旗警告，但又何以一直应执法而不执法？如果说警方因为顾虑612的教训而选择“龟缩”，那么警方应该要了解的一点是，即使是反对修例的市民，绝大部分也断断不会反对警方执法，他们反感的只是部分警察采用过分武力，令到一些示威者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然而，如果警方不是“龟缩”，而是蓄意设下陷阱，放任部分激进示威者冲进立法会，并以此塑造示威者“暴民”的形象，提供口实供政府谴责，进而逆转舆论为高官解套，则恐怕只会招致更严重的后果。姑勿论会否对运动本身继续加油添火，即使剧本真如上述发展，最终让舆论逆转，并将一群大学生、甚至只是中学生的年轻示威者打成“暴徒”，将其孤立，进而撃破。我们不得不问，现届政府是否已下定决心与一整代年轻人为敌，让他们本来已经对社会失望的世界观，更蒙上一层阴影？这对于日后香港政府的管治，绝对有百害而无一利。
自616大游行之后，林郑“龟缩”足足两周，直到立法会被“攻占”，才又召开记者会谴责冲撃，追究违法行为。维护法纪，追究法律责任，是理所当然；但在政治危机的应对上，林郑究竟有否做好“沟通”的工作，天日昭昭，社会各界及市民大众必已有目共睹。
更令人感到心寒的是，香港的警队在过去一个月，一再成为政府的挡箭牌，以至成为转移矛盾的工具，成为“磨心”，实在不幸。而警察作为纪律部队，处理大型社会冲突事件既无章法，松紧亦无一致标准，更易令社会各种阴谋论丛生。若要弥补官民关系裂痕，并还尽忠职守的警察一个公道，政府应该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还原“六月风暴”的前因后果，辨明警民冲突真相，是修补官民关系的第一步。
周二（7月2日）监警会虽表明会就警方行动作主动调查。不过，监警会主席梁定邦承认若市民提供的资料涉及犯法部分，他们有义务向警务处提出。而且，监警会的调查一般只能局限前线警员，不能触及和检讨上层的决定，另外包括政府团队管理、沟通问题等，也不纳入调查范围，恐难以清晰检讨前因后果，与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功能存在颇大差异。“六月风暴”虽已过去，但如果政府依然故我，不作实质回应民间诉求及作出交代，七月会如何收科，仍难逆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