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劳工待遇差劣　戳破“知识型经济”虚假面目

最近《香港01》访问前线救护员，发现这些每日为市民救急扶危者，一更12小时却只有半小时饭钟，不少人为争取休息时间，宁用10分钟“倒饭落口”，致很多救护员都有肠胃问题，轻则胃痛，重则胃炎。至于饮食业工时长、饭钟短更是早已恶名昭彰，去年就有传媒揭发谭仔云南米线及鱼米家，竟设有计时器或电子钟，倒数限时员工于20分钟之内“完食”，有议员更因此促当局研究立法保障打工仔的“食饭权”。
要知道衣、食、住、行可算是人生活的基本所需，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GDP将近三万亿，但论住我们沦落到谈“居住权”，论食居然还要争取“食饭权”，实在是匪夷所思。早前“01观点”撰文，直斥香港的房屋市场已被既得利益阶层把持，导致房租世界第1，人工却排27，成“业主天堂、奴工地狱”。在香港做劳工，实在很难不忧郁。

高学历劳工成深圳经济增长火车头　在香港则是“拖油瓶”
 
反观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不少公司却延续内地人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到成为上班族，每天正午12时都可午休的传统。内地打仔工通常午休2小时，午膳之后仍有充裕时间小憩，有些政府部门、国企，甚至会主动派发折叠床供员工躺卧“瞓晏觉”。除此之外，深圳会提供员工宿舍的公司并非凤毛麟角，不少更设有员工饭堂“包食”，除了助员工节省返工成本，最重要还是饭堂可提供营养均衡的食材，有菜有肉有生果。但在香港上班的话，除非极个别的工种，否则员工宿舍恍如天方夜谭，设有饭堂的公司已是难能可贵，但通常仍要收费，而且味道未必太好；如果外食的话，连茶餐厅“颓饭”也要五、六十元。以初出茅庐的打工仔月薪1.5万来说，分分钟为应付午饭支出，月入已经先要打个九折。

香港打工仔的薪酬虽然看似比深圳高出不少，但劳工福利薄弱，更要挨贵租、挨贵饭，两地差距可能已经远远没有一般人想像中大。我们不妨看看官方数字，如果时间回到2010年，根据政府统计处数字，当时香港全体打工仔的月入中位数是11,500港元；而根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数字，该年深圳全体打工仔的月入中位数则是2,800元人民币（折合约3,164元港币），即香港打工仔人工是深圳的3.6倍，即使香港的劳工福利再差，这种程度的薪酬溢价，仍足以令香港劳动市场相对深圳保持绝对优势。
 
时移世易，不妨又看看2018年的最新数字。相对2010年，八年间深圳GDP已经由1.128万亿港元增至2.871万亿，增幅达150%；同期香港GDP则由1.748万亿港元增至2.845万亿港元，首度落后深圳，增幅仅63%。虽然不少本地传媒为香港辩护，如人均GDP仍超深圳，但执着宏观经济数字没有太大意义，不如实际看看这段期间两地劳工待遇的增长情况。
 
在2018年，香港打工仔的月入中位数是17,500港元，较2010年增52%；至于深圳则是5,069元（折合约5,728元港币），同期增81%，香港仍是其3倍，优势虽缩窄一点，看起来仍未至于需要担心的地步。但如果进一步看按学历划分的薪酬待遇变化，两地发展却呈现十分鲜明的对比，香港各界必须警惕。

在2010年，深圳研究生（包括硕士及博士）的月入中位数是6,700元人民币（折合约7,571港币），大学本科的月入中位数则是4,200元人民币（折合约4,746港币），两者至2018年分别成长至18,120元（折合约20,476港币）和9,868元人民币（折合约11,151港币），增幅达170%和135%，比例远超深圳整体打工仔月入中位数的平均增幅（81%），学历最高一群的收入甚至超过当地GDP增长，成为名副其实带领当地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在香港，政府统计处的数字没有再细分研究生和大学本科学历，只笼统地将两者一并归类为“专上教育”（2018年）和“中六及以上”（2010年）。在2010年香港高学历打工仔的月入中位数是19,000元港币，至2018年增至27,200元，增幅仅有43%，增幅不但远远落后于深圳的高学历群组，而且同时落后于本地GDP增长率以及整体打工仔的人工增幅，面临“三重落后”的挑战。换言之，香港政府近年虽然一再向市民推销及包装香港正在向“知识型经济”转型，但从月入数字来看，香港的高学历人群并没有得到市场奖励，沦为“拖油瓶”，与深圳的差距已经微乎其微，再加上同时受到本地劳工福利恶劣，和居住成本蚕食收入的“三重打撃”，令人怀疑在高端人才争夺上，香港还有多少优势。

香港恶劣劳工待遇　将打破港、深自由壁垒界线？
 
说穿了，现时香港劳动市场相对深圳的竞争优势，只存在于低学历市场。早前“01观点”已经撰文指出，根据劳福局本月递交立法会的文件，至2027年，香港的人力资源供求短缺在“初中及以下”最为严重，缺额7.7万人，而“高中”和“学士”亦分别短缺达4.3万人和5.1万人，唯独持“研究院”学历者的人力资源过剩达至1.6万人。背后只反映一个事实，就是香港政府长期懒于规划本地的产业政策，致本港缺乏高学历、高增值的的职位，即使培养出大批高学历人才却也得人无所用，徒然为人作嫁。在同一份文件，政府还大言不惭地建议把“学士学位程度的短缺人力与研究院程度的过剩人力合并分析”，宁作鸵鸟也不愿意正视问题，一再用“知识型经济”催眠自己、愚弄市民，更辜负了国家对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期望，实在令人摇头叹息。
 
更进一步说，现时香港已经陷入与深圳“低端化”竞争优势的困局。我们不妨想像一下，如果现有趋势维持，一旦香港连低学历工种的薪酬优势也与深圳大幅收窄的话，届时在香港从事服务业和饮食业的员工，还会愿意在香港这个劳工福利恶劣、生活成本昂贵的地方贡献吗？我们直截了当地说，保障香港的劳工福利绝不止是关乎劳工本身的权益，长远更涉及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走向，在在影响香港的整体竞争力。香港的企业必须以生死存亡的态度检视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政策，让员工的工作福利逐渐与深圳“睇齐”，缩窄竞争劣势，最少也应该提供免费员工膳食福利，并给予足够的时间让员工休息，否则将来打破香港与深圳之间自由壁垒的，恐怕还轮不到政治力量，而是香港如同第三世界的劳工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