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愿医保名过其实　恐重蹈强积金覆辙

香港公共医疗系统“爆煲”，医护人手不足，人所共知。政府即将在4月1日推出的自愿医保计划，就是希望长远减低公立医院的压力，将部分病人从公立医院引导到私营医疗服务。不过，现行自愿医保计划缺少了“高风险池”和“必定承保”两项安排，难以帮助最需要医保的长期病患者；另外，业界被质疑收取高额行政费，政府也不愿承担更大财务责任，只以税务扣减方式“肥上瘦下”，导致经济能力有限的青年和一般家庭反而受惠较少，都可能令整个计划沦为“强积金2.0”，高不成低不就，徒具虚名。

自愿医保是食物及卫生局推出的一项政策措施，以规范个人偿款住院保险。保险公司和消费者的参与均属自愿性质。在这计划下，参与的保险公司将提供经食物及卫生局认可的住院保险产品。规定保证续保至100岁、不设“终身保障限额”，承保范围扩展至包括：一、未知的投保前已有病症；二、先天性疾病治疗；三、日间手术；四、订明的先进诊断成像检测；五、订明的非手术癌症治疗；六、精神科治疗。保险公司可自由订定保费水平，并因应年龄及性别厘订保费，政府会为每名受保人提供8,000元可作税务扣减的保费上限。

税务扣减未能让有需要人士受惠　偏离政策原意
 
在过去10年，本港有购买医保的人口大幅增加八成，现时超过240万名市民有购买医保，个人医保覆盖率接近35%。对于经济上有余裕购买医保的中产市民来说，相信不少人都已经人手一份。如果政府希望透过自愿医保计划帮助公共医疗系统解决供不应求的问题，进一步扩大私营医保的覆盖面，在制度设计上本应向有意购买医保但未能购买的人入手。
 
这些有意购买医保但未能购买的市民，包括长期病患者、经济能力有限的青年和生活捉襟见肘的一般家庭。在香港，现时约八成住院病人是65岁以上人士，对长期病患者来说，现行自愿医保计划较原先设计删去了高风险池，即政府不再提供资金与险公司共同承担高风险人士投保，以及必定承保的条款，无助减少高风险人士和长者对公共医疗的依赖。在现行市场机制下，保险公司除非收取高额保费，否则不会为长期病患者或高风险长者提供医保。有些公司甚至不论收取多高额的保费，也不愿意接受这些保险申请。
 
至于青年和一般家庭，现时港人每月入息中位数是16,800元，即20万年薪，在扣除132,000元基本免税额后，应课税收入税率是6%。这个入息的市民即使购买年费8,000元的自愿医保，也只能节省480元税款，更遑论不少大专毕业生的月薪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很可能无法受惠于税务扣减制度下的补贴。
 
至于另一种香港常见的三人家庭，2016年住户每月收入中位数为24,900元，若只有丈夫工作，他供养父母子女、扣除基本免税额和强积金供款后，已经是不用交税，对这类生活捉襟见肘的一般家庭来说，虽然十分需要医疗保障，但却享受不到政府提供的扣税优惠。
 
至于哪些人能够将政府提供的扣税优惠“最大化”呢？假设一对同是40岁的夫妇，两人各自月入50,000元，有两名子女，双方各自供养60岁以上的父母，他们本来要缴税62,000元，现时为全家八人购买医保，两名子女各需2,500元，两夫妇各需4,000元，四名父母各需8,000元，合共45,000元，这样才可享受7,650元扣税优惠。根据2016年的人口统计数字，全香港每年总收入达100万元以上的家庭只有6.4%。
 
“01观点”早前已撰文批评政府的“退税思维”不合乎公共理财原则，甚至祸及民生措施，无法将资源精准地用以帮助最有需要的人士，在自愿医保当中，对于家庭年收超过100万的家庭来说，购买个人医保的承担相对较轻，政府却花更多资源补助这些中高产家庭，却忽略更有迫切需要的长期病患者，以及生活捉襟见肘的一般家庭，做法并不恰当。

医疗保险行政费极贵　保险商才是最大赢家？
 
而且，政府现时的自愿医保计划，与强积金十分类似的地方在于，政府仅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市场引导者，不会规管自愿医保计划下认可产品的非索偿比率，或当中的行政费水平，市民容易被保险商予取予求。
 
举例来说，根据立法会一份研究简报，过去医疗保险把全港医疗开支由公营系统分流到私营系统的成效不彰，部分可归因于营运个人医保系统的行政费用较高所致。在2014/15年度，个人医保计划行政费比率为37%，而政府营运公营医疗系统的相应比率仅为1%。
 
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政府推出以税务扣减作为资助模式的自愿医保计划，不但难以让真正有需要的人受惠，而且如果只促使中高产转移和加保单的话，所谓退税措施只不过变相补贴保险商，让他们有更多做生意、收行政费的机会。而政府最终难以落实“高风险池”和“必定承保”两项安排，亦再一次自揭害怕既得利益者的问题。强积金的前车之鉴，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如果要真正让有需要的市民受惠，政府必须摒弃“市场主导”的思维，自行承担起营运医疗保险的责任，才是真正“为市民提供多一个选择”。